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葉國華:香港不只是一個經濟城巿

 

(刊載於2003910日明報世紀版)

 

香港開埠剛逾160年,當中150多年是殖民地,由英國管治。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口急增,由數十萬人增加至今的近7百萬。1950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進行全面貿易禁運,香港經濟開始轉型,繼而起飛,成為東亞的一個製造業中心,更因大陸的政治制度,成為中西溝通的唯一橋樑。香港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難民身分,樂於見到香港成為一個繁榮的商業社會。投資者亦一直L調香港非政治性的、經濟性為主體的特點,形成了自6070年代以來的一種不談政治的政治文化。

 

事實上,香港在歷史上從來不單是一個經濟城市,其在經濟以外的角色是獨特的。早在滿清時期,有不少革命烈士(如國父孫中山先生)以香港為革命基地;在抗戰及國共內戰期間,香港不少同胞也往返香港與內地,為自己的理想和對祖國的前途而不惜與家人分離,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光陰;在文革期間,香港也受到大陸的政治影響,而觸發因為民生問題的反殖民地示威遊行和暴亂。當然,從英國的角度,香港最重要的還是強調經濟發展,以及在東亞的戰略利益,在遏止任何會激怒大陸(包括反共活動)的情況下,致力推動其在東亞地區的經濟貢獻,甚至使北京默許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唯一對外窗口。為此,香港也成為國共內戰和兩岸敵對期間的唯一中介點。故此,香港能夠在中國於1973年向聯合國宣示對香港擁有主權和隨時會收回香港之同時,仍能保持其「不收回」的歷史現狀達20多年之久。

 

香港的經濟成就是突出的,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也是金融中心、旅遊中心等;香港社會的公民素質也特別出色,在非典型肺炎期間更突顯各專業人士為救急扶危而不問回報,不顧自身安危,毅然走上前線的專業精神。香港人的政治智慧也非常成熟,今年七月一日的50萬人遊行,香港民眾十分自制,以和平的姿態宣示其愛國愛港的理念訴求,井然有序。當然,有人會持另一種角度去評價這事件,但無損香港市民高質素的國際形象。在回歸後,不少人認為香港應該定位為一個經濟城市,少談政治,少從事政治活動。所謂政治活動,如果是指不利於中國穩定的政治活動,相信大家都接受。但對民眾行使自己權利的政治訴求,不應該被視為不利於中國及香港社會穩定的政治活動。

 

在過去數年來,香港社會各階層漸漸反思一個多年來一直都令香港人滿有優越感的心態,就是:眼見大陸精英輩出,經濟迅速發展,香港生活卻日漸困難,看似沒有出路。有的人變得悲觀自憐,有的則仍抱著不切實際的樂觀,根本未能深思香港轉型之所在所向。事實上,有關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我們需要辯論和思考的問題多不勝數。例如,我們一直滿以為香港只要堅持自由開放,其優越的經濟地位必得以保持。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衝擊下,加上大陸「入世」,體制逐漸開放,香港泡沫經濟又爆破,我們才慢慢醒覺香港的問題、才感受到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的脆弱性。此外,自香港製造業北移後,我們在過去20年來都相信香港應轉型以服務業為主導,但今日卻醒覺沒有工業的香港實未能解決一群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術人口的就業問題,要趕上發展高新科技或知識型經濟的話,卻似有落後於大陸和台灣,當然高新科技投資也不會解決低技術人口就業的困境。

 

最具爭議的當然是何謂「一國兩制」,回歸後,香港在「一國」和「兩制」之間如何平衡?香港是否可以在經濟上與大陸融合的「一國」得到好處,而同時在「兩制」下保持其政治、行政、文化、社會制度的獨持性的。香港既然在經濟上已日益與大陸接軌,那麼,在政治上是否仍有可能保存其對內地的非開放式、所謂「威權」政治作出批評?事實上,就算個別香港人有不同的政治傾向,能兼容不同意見,國際社會卻並不如我們所理解的。香港的定位在某程度上並不是由自己所決定,而是由國際社會上其他人如何看香港來訂定:他們決定是否來香港投資、居住和旅遊,均影響香港的重要性。這幾年來,國際輿論不斷質疑香港已失去其一貫的政治、經濟角色,有的是主觀偏見,也有的出於政治目的;從政治偏差的角度,不少西方人士(包括台灣政客)不顧歷史與現實情況,借小問題誇大香港的「不民主」和可能會「不自由」的情緒;從投資角度,投資者的決定已不單只是因為香港擁有一流的基礎建設及自由法治的軟件,而是因為它在大陸經濟中所扮演地緣及文化軟件上的角色,投資者來港投資與否,已經與其對大陸的政治策略性部署掛u。

 

香港在國際眼中正逐步「一國」化,這正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問題關鍵之所在。故此,我們須不斷向國際社會證明香港在「兩制」下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卻要努力重新尋找其在中國新經濟體系中,以及配合中國現代化努力的新階段衝刺中,賴以生存發展的定位,使其保持為中國最具吸引力、競爭力,而又能刺激中國進步與主動發展的國際城市。上述一切的問題正好反映出一個事實,香港在面對經濟的結構性轉型的同時,仍須一併考慮其文化、文明政治軟件的定位,致使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香港,能夠成為一個獨特於中國,而又有競爭力的體系。

 

關鍵問題是香港能否仍為中國眾多城市中走得最前,與國際最能接軌的一個社會。它不但須在經濟、金融、甚至在城市規劃和管理上成為內地城市的模型和學習指標,更必須探索和肩負中國人的最重要使命,在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成為中國社會開放政體的示範和試驗地區。這點不但有賴中央領導人對中國自己的信心及發展方向的確定而容忍香港的獨特性,亦有賴香港人民的高度智慧,及以高素質的公民性格去感染內地人民,向國際社會提供證據證明,香港不單是一個先進的中國城市,猶如美國的曼哈頓和英國的倫敦,更是「一國兩制」的成功示範區。

 

話雖如此,香港定位應否予以清晰界定,這個問題也需要仔細思考。在97前,它的定位沒有被清楚確定,卻不斷隨時勢轉變而調整,使它有很多空間,很多灰色地帶,政治文化上既不「全中」也不「全英」,政制雖不民主,卻因受英國政治體制所規限,人人享有人權、自由。97後,把香港定位為只是一個經濟城市,會把其政治特色壓抑窒息;只著重經濟發展,而忽視政治和管治制度上未臻完善的地方,會使政府脫離民眾。不過,要勉強把香港定性為對中國起民主先導作用,如何對大陸體制不致產生兩地之間的嚴重矛盾和衝突,其風險更不容低估。97前之所以有空間、有位置、可以維持現狀,正是因為沒有給予清晰定位,並且是掛著英國國旗。97後同在一枝國旗下靠什麼政治標記來顯示與中國不同的「兩制」呢?基本法又如何保證「兩制」呢?尤其是在七一遊行後所釋放的政治訴求意願的能量。這須要中央和香港領導人和政治活動家們發揮超凡的智慧把這股能量引向建設性,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更加成功。

 


註:三所本地民間獨立智庫 --- 香港政策研究所、思匯政策研究所、及新力量網絡 --- 將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401室合辦大型研討會,主題為「從香港的過去看香港的未來:不只是一個經濟城市」。瀏覽有關研討會的詳情,請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