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總商會主席黎定基:政制發展程序現應展開

 

香港政府未能有效解決某種如財赤等重大問題,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是香港的政治體制有不可行之處。直截了當地說,現行政制運作失效,不能應付未來的挑戰。香港總商會去年秋季進行的調查顯示,逾百分之七十五回覆問卷的會員要求政制發展的諮詢能盡早展開。

 

整個社會看來皆期望在政制發展上取得進展,因此,當本年一月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獲委任領導專責小組與北京商討政制諮詢的原則時,許多港人都寄予厚望。總商會於二月初向政府呈交意見書,強調耐心和徹底諮詢的重要性,著眼點應在於建立相關架構,而非某個目標日期或具體結果。

 

不幸地,討論往往欠缺建設性,徒然引起分化。令人失望的是,建立一個體制來改善香港管治這件如此重要的事,竟變得過度簡單化和政治化。在香港,有一方斷言「全民普選不利於香港經濟發展」,但另一方卻馬上要星星,要月亮,要太陽,完全沒有考慮過當中涉及的代價、責任或後果。此外,教人難過的是,有關「愛國主義」這個非常崇高而複雜的概念的討論,未能產生教育作用和啟發思考,反而演變成互相對罵。

 

我要補充,雖然中央政府堅持在諮詢過程中擔當一定的角色,但並未正式公布其對政改步伐或時間表的立場。我們須小心理解近日的有關言論,以判斷哪些是「噪音」,哪些是「聲音」。如細心聆聽溫家寶總理在三月十四日記者會上的講話,便會感到當中的溫和,至少沒有某些人的辛辣語氣。人大常委會就有關條文釋法後,中央政府的意願或會較為清晰。

 

我們摒除對罵和兩極分化行為後,亦須開始分析整體社會就確保政制發展過程是循序漸進及有秩序地有利於香港的有關工作。我們還須停止假定政制改革的成果,然後作出批評,事實上,任何結果都應在有系統的改革環境下產生,不可能孤立地形成。

 

例如,全民普選不一定導致福利主義抬頭,但若政府不進行相關工作,如讓市民認識不履行責任和不實施更廣闊稅基的代價,福利主義便可能產生。另一方面,提出一大堆政策問題,如勞工權利的要求以及將其等同全民普選,不單會嚇走可能贊同全民普選概念的工商界人士,還會把「政策」與「制度」混淆。我認為,這些行動在現階段是毫無幫助的。現在,我們要集中力量,確保政制發展程序推行得當。

 

何謂程序要推行得宜?第一,我們須確保諮詢過程及最終結果不會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譬如,在討論政制發展的同時,我們還須解決財赤。在政制發展過程中,我們仍要努力振興香港經濟。更重要的是,任何由此產生的結果,均須以維持香港的獨特經濟優勢和定位為依歸。工商界對促進香港繁榮,向來貢獻良多。因此,無論政制發展的最終結果如何,工商界應擔當一重要角色。

 

第二,我們須時刻重視北京的利益。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中央政府有其本身的考慮,而其關注層面亦往往超越香港問題的框框。因此,政制發展的原則應該是,任何政制修改均須符合《基本法》,並且得到在這問題上擔當重要角色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有關人大常委會將就《基本法》部分條文釋法的宣布,亦已清楚表明北京的高度關注,中央政府將在政制發展程序的每一步驟中擔當角色。我們須實事求是,不得低估北京對香港政制發展步伐過急的關注。

 

第三,市民須明白增強政府代表性所帶來的後果,亦須為建立相關架構的要求展開討論,包括更有份量的智囊團、更完備的政黨、改善立法會與行政主導政府的關係、發展一個足以令市民明瞭本身責任的廣闊稅基、推行公民教育等,好讓我們能參與討論應建立一個怎樣的政制。

 

第四,在我們致力將程序推行得宜之際,須取得若干可觀的進展。大部分有關指標皆顯示,許多人希望政制有所改變。我們要達成共識,但共識當然不是一下子可以達成。我們還要表明,將向中央政府及在香港進行諮詢。我深信具建設性和合理的進展能滿足大部分港人的要求,並符合中國的整體利益。

 

第五,在諮詢過程中,我們應確保各有關方面,包括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社會,能給大家良好的印象。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做得好。我們需要本著尊重和團結的精神,抱著更務實的態度行事,並且鼓勵持不同意見的人士展開對話。

 

總括來說,當《基本法》的原則及詮釋更為清晰,我們應該讓曾蔭權領導的專責小組集中進行有關諮詢,並將著眼點放回一個具建設性的諮詢程序上,而非某個目標日期或結果。在我們開始確立必要的架構後,可行的日期和理想的結果自然會逐步清楚顯現。政務司司長最近勸喻我們,要在這問題上耐心、具建設性和溫和地行事,語重心長。我們完全支持他的意見,而在其帶領專責小組推進有關程序下,便有很大機會體現我在上文提出的五大要點。

 

讓我們一同瓣漶A確保複雜的政制發展程序推行得宜。

 

(刊載於2004329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