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法律系陳弘毅教授對基本法二十三條進一步的意見

 

 

1.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兼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弘毅,再次致函草案委員會表達意見。除以下的意見之外,他大致上支持政府在200363日提出的修正案。

 

2.     對於政府建議刪除《社團條例》現有的禁制危害國家安全社團機制,陳弘毅認為有助避免禁制機制出現重疊。根據同一原則,他建議將《社團條例》第5D條容許保安局局長以國家安全理由取消社團註冊的機制一併刪除,避免出現兩套相互衝突的上訴機制(第5D條是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處理上訴)。

 

3.     對於授權保安局局長就禁制組織的上訴程序制訂規則,陳弘毅認為富爭議性,涉及最高層次的政策決定,較可取的做法是改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訂。陳弘毅指出,1997前總督會同行政局亦經常負責制訂重要的附屬法例(例如規例)。此外,他建議在禁制機制中加入新條款,明確規定有關規則亦必須以正面決議案方式取得立法會批准,從而增大立法會在這方面所擔當的角色(請參閱《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5條規定條例訂定附屬法例須經立法會批准,或載有效果相同的文字,則該附屬法例須呈交立法會批准。)

 

4.     陳弘毅批評顛覆罪的定義過於含糊和寬闊,建議刪去「恐嚇中央政府」的提述,或訂明只有透過「發動戰爭恐嚇中央政府」(類似現行《刑事罪行條例》第2(1)(c)條關於“恐嚇國會”為叛逆罪的其中一項元素),才可能犯顛覆罪。一如他上次的意見書中指出,「以武力或嚴重犯罪手段嚴重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及「恐嚇中央政府」等概念模糊不清和過於寬闊,難以符合刑事法中罪行須清楚及明確的要求。此外,《刑事罪行條例》第24條雖為“恐嚇作為”作出定義,但卻沒有就“恐嚇”二字作任何的定義。

 

5.     對於政府堅拒在《官方機密條例》引入公眾利益辯解,他認為即使不接受保障範圍較闊的公眾利益辯解,亦應考慮引入類似《防止賄賂條例》第30(3)[1]的辯護條款。他指出,第30(3)條並非一條廣義的公益利益辯解,容許被告人只要是合符公眾利益便可披露一些國家機密。條文收窄辯護只限於披露任何“政府官員違法、濫權、疏忽職守或嚴重失當行為時”或者“對香港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或公眾的健康或安全的嚴重威脅”(近期沙士危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會被控竊取國家機密罪。

 


 

[1] (3) 在不影響第(1)款中的“合理辯解”一詞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如任何人在以下情況下(但亦只有在以下範圍內)作該款所提及的任何種類的披露,即就該項披露而言屬有合理辯解─

(a) 該項披露公開專員、副專員或任何廉政公署人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權力、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或

(b) 該項披露公開一項對香港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或公眾的健康或安全的嚴重威脅。 (1996年第48號第16條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