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力:中央願溝通 反對派回應需行動

 

去年七一以後,香港社會日趨政治化,前一段日子,更因政制發展問題而出現嚴重分化。人大釋法後,反對派不斷將問題升溫,有反對派議員提出要控制立法會的多數議席,然後癱瘓政府施政;呼籲100萬市民上街抗爭,向中央顯示實力,甚至「挑戰中央」。這種現象,已經影響到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令很多香港市民感到擔心。

 

根據一份報章做的民意調查,在支持雙普選的受訪者中,有九成二認為反對派應與中央政府溝通。民調結果顯示,採取與中央對抗的方式是不得民心的。所以,反對派開始改變態度,提出與中央和解的言論。先有劉千石呼籲民主派與中央各退一步,釋放善意,改善溝通;後有李柱銘在立法會提出「呼籲港人團結,與中央政府攜手合作,致力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的動議,結果原動議及四個修正案均獲通過。

 

反對派個別人士突然想與中央和解,香港社會雖感詫異,不少人質疑這是反對派在9月立法會的選舉策略,因為反對派發覺選民反對激烈對抗中央的行為,希望他們與中央溝通,因此由一向強硬的李柱銘提出和解要求,以滿足選民。筆者不想揣測反對派的動機,只要反對派願意用實際行動與中央溝通,這對於香港社會絕對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在期望中央的回應,球變成了在中央一邊。

 

中央一些官員對反對派的要求作出回應。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指出,有反對派人士勾結外國反華勢力,從事顛覆中央政府的行動,根本就缺乏和中央政府溝通的基礎;中聯辦發言人、外交部特派員也發表聲明,指願與各界、各方加強溝通,坐下面談,尋求共識,共創祥和。兩種言論不同,令人產生混淆,有傳媒更把事件政治化,說中央對此問題存有兩種意見。

 

筆者認為,陳佐洱的說法與中聯辦的聲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楊文昌的言論並無衝突。因為兩方要溝通,必須先建立互信的基礎,反對派一方面表示要溝通,另方面又高呼結束「一黨專政」,試問中央又怎麼可能相信他們呢?

 

正當各方在揣測中央的取態時,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說法成為了最後的定調。曾副主席提出了三點:一是中央同民主派並非處於敵對的局面,所以不存在和解的問題,只是需要溝通;二是認同中央有需要與反對派溝通,但他同時強調,溝通要有基礎,就是要貫徹「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三是在合適的條件下和有需要時,中央願意與任何界別、任何階層人士溝通。623日(上周三)立法會通過呼籲港人團結、與中央政府攜手合作的動議後,新華社於翌日引述中聯辦負責人指出,有關議案與早前有議員提出要求民主派釋放善意,與中央加強溝通,這些要求都符合港人希望社會穩定和諧的願望,是積極的。他重申,包括持不同意見者,中央溝通的大門都是敞開的。

 

曾副主席和中聯辦負責人的言論,都顯示中央與反對派溝通的誠意。現在中央與反對派沒有溝通基礎,其實完全是由反對派造成。反對派過去不斷唱衰香港,阻撓政府施政,對於政府過去一年在立法會提出的法例草案,幾乎全部反對,使特區政府處於前所未有的弱勢之中。中央想香港好,當然不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如果反對派願意放棄以往那種只顧破壞,不事建設的處事方式,以實際行動與中央展開溝通,筆者絕對相信,中央是十分樂意溝通的。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市民應該看到,中央為了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犧牲國家的利益。中央想搞好香港,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如果反對派願意溝通,中央根本沒有拒絕的理由。

 

不過,楊文昌也明確指出,中央雖然願意與反對派溝通,但正如曾副主席所說,溝通是要有條件的,就是需要大家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問題,不單是握握手這樣簡單。其實中央與反對派並非完全沒有溝通,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兩次來港諮詢,反對派人士也獲邀出席。但是,溝通必須是雙向的,如果必須按照反對派指定的日期、時間、地點、人物,似乎就欠缺了誠意。筆者認為,任何形式的溝通,都必須要講誠意,有反對派認為他們退一步便成為「騎牆派」,有的更表示反對派已退到牆邊,退無可退,甚至有的仍高喊「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的口號。這種種言行,怎能讓人覺得他們有溝通的誠意呢?

 

據報章報道,反對派在與中央溝通的問題上,也存有分歧。一種意見是堅決反對;另一種是支持溝通。筆者一向主張用溝通代替對抗,如果反對派人士真的願意溝通,首先就應該與特區政府溝通,向特區政府多提意見。行政長官在部分反對派提出和解、溝通言論後,在短時間內主動約見了他們,可以說是邁開了第一步。反對派如果真的想香港好,應該用行動表現出有溝通的誠意,下一步就自然能夠與中央溝通。筆者希望,日後的香港社會,可以用溝通代替對抗,共識代替爭拗,團結代替分化。

 

(刊載經濟日報2004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