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日思:封殺民主迫人走絕路

中央政府的親信、《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最近表示,香港的民主步伐比經濟走得快,希望兩者能「平衡」發展。她認為經濟比民主更重要,又覺得港人普遍認同這一點。報道引述她說:「我暫時未看到有一個人因為沒有雙普選燒炭。令人真正絕望是甚麼?是我們的經濟不夠好」。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較早前發表的二號報告書,也有類似的想法。報告書經行政長官同意提交人大常委會,人大常委會又根據報告為香港的政改定出框框。當然,合理的推斷是專責小組領會到中央一再宣示的立場:香港是商業城市,不應政治化,要在經濟活動中找出自己的定位和發展目標。我們試探討譚惠珠這番話有甚麼含意。香港的民主步伐比經濟走得快嗎?假如此說屬實,港人可說感覺不到。一方面,很多機構均預測香港經濟持續復甦;另方面,人大常委會卻要香港政制發展煞車,而且在可見將來,我們都不大可能擺脫《基本法》這件緊身衣。其次,譚惠珠似暗示,加快民主步伐不利經濟,故振興經濟的唯一途徑是拖慢民主發展。她雖然沒有言明,但這番言論顯然是響應「亞洲價值」的說法。

關於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現時有不少文獻探討。假如說各界已有明確共識,顯然並非事實,但壓倒性意見認為民主可促進經濟增長。尤其是現今社會日趨全球化,經濟增長的動力源自市場,而市場卻不能長期與專制政府並存。況且,若缺乏某程度的政治監管,市場可能成為剝削壓制的工具。民主的重要功能是在重大議題上徵詢民眾意見,並壓抑資本主義的掠奪傾向,為自由市場提供充份的理據。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資本家和工人達致政治大和解,工人權益改善,最終實行全民普選,自由市場因此有長足的發展。若沒有民主,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垮台,可能已成事實。

《基本法》的條款,使主要反映商界利益的功能組別享有很大權力,其實商界的權力正是最需要制約的。十四年前我初到香港時,經常聽到一個說法:香港權力順序排列最大的是賽馬會、匯豐大班,然後才是港督。這情況似乎沒有改變。《基本法》列明的機制,使特首受制於商界,使香港的制度仍停留在類似掠奪性資本主義的層次,「福利」成為忌諱字眼。請問譚惠珠:香港既然位居全球最富裕城市之列,為甚麼仍有那麼多人陷入經濟困境,而以燒炭或其他途徑自殺呢?只有真正實行民主化,才有望改變由十多位富豪手握香港經濟命脈的局面。否則長遠而言,經濟仍會走下坡。那些在全球化經濟下需求甚殷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屆時會用腳投票──這次不會再回頭。

很多人都說,香港經濟正處於十字路口。在現制度下,商界富豪是主要的既得利益者,我們不能靠他們引領香港走出困境。我們需要廣邀政經及社會各界別人士參與辯論。畢竟,現代自由市場的推動力源自資訊、創意、問責,以及認真的辯論。但由於《基本法》的限制、自由放任的經濟意識形態深入人心,加上那些名義上信奉社會主義的大陸官員阻撓,香港沒有這些條件。加上香港由似乎與中央領導人關係密切的商界主導,都可能導致朋黨資本主義的問題愈來愈嚴重。

再請教譚惠珠:妳怎麼知道,港人不是因為香港的政經制度仍停留在十九世紀的水平,才被迫走上絕路呢?去年的七一遊行和今年的六四集會,民眾以震撼人心的方式表達憤怒,你又怎樣解釋?政制不民主等因素使港人治港成為空談,民眾對前景心灰意冷;難道你不覺得,經濟上的絕望正可能源於政治上的封閉嗎?人活著不是只靠麵包。譚惠珠,這是歷史的教訓。

作者為香港大學包玉剛公法學講座教授

(刊載於2004年6月14日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