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去年我參加的是七一三民主集會,不是七一「倒董」遊行。今年的七一,亦以民主為正式訴求,參與不表示「倒董」。我也有參加今年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但那更加和「倒董」無關。要求民主、表達對八九天安門死難愛國人士的懷念,和「倒董」是兩碼事,概念上不能混淆,請傳媒和論者留意。

 

我是董先生的一個政策顧問,我不「倒董」。董先生若有任何重大的政策失誤,我肯定要負很大部分具體或道義責任﹔如果不是我的意見根本就錯了,就是我沒有把我的正確意見或批評,向他表達得更清晰、更有說服力。我以我的能力去「挺董」也來不及,怎會「倒董」?過去如此,將來談起過去的事亦然。「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我離開政府之後,也不會胡說以前董先生怎麼不對、自己怎麼對。

 

我參加上述集會、遊行,不是因工作需要站到人群中去觀察,而是以個人身份真正投入﹔我從不唱歌叫口號,只因心情總是太沉重。我事前、至今,都不大清楚在此事上,有沒有違反政府的非公務員合約守則。我的一位高級公務員同事告訴我沒有。但如果有違反,又或者政府真的因為不高興我參加而對我採取行動的話,我欣然承擔後果,個人並不介懷。其實,我對民主和六四的立場,早在9698年我寫的《信報》社論中多次清楚表達;在我參加中央政策組之前,政府早就知道。又如果是我過去在一系列重大、根本的政策和政治問題上,和特區政府高層當中的主流意見相左,引致今後不能繼續在中央政策組工作,我亦毫無怨言。

 

至於昨天(6/7)和今天(7/7),各有一份報章指政府對我採取的行動,可能是基於認為在中央政策組的民調工作中,我的誠信或操守出了問題,我認為這些報章在繼續刊出這些重話之前,先向政府高層或者董先生直接而嚴格地求證,並在報道中如實說明,方為正路。

 

附帶指出,通知我放長假當天(5/7),我的辦公室內還有與民調相關或其他官方文件,有些比一份早已被1,000位答卷者知道內容的問卷更重要,但政府沒有要求我立即悉數交回,或即時禁止我再進入辦公室;只是後來我請秘書替我把屬於政府的一切財物揀出來歸還,秘書才陸續將那些文件取回或銷毀,但已經是今天(7/7)下午的事了。那恐怕不是哪一位官員一時疏忽吧?

 

(刊載於200479日香港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