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韜文、鍾庭耀、李立:七一遊行調查系列

 

徹底自發動員傳媒號召作用減弱

 

今年七一再有數十萬市民上街,表達對民主的訴求及對政府的不滿,氣氛較去年平和。的確,社會氣氛及經濟好轉,又沒有如去年國安法般迫切的政治議題,遊行市民少了怨氣,橫額和口號都少了。但正因為社會氣氛及經濟已好轉,卻仍有數十萬人上街,今年七一為各方人士所出的思考題,其重要程度不減去年。

 

我們在今年七一遊行進行的現場調查,是自去年七一以來第4次同類型大型政治活動現場調查。今年的抽樣方法和去年七一大致相同,所得樣本應具代表性。調查成功訪問61015歲以上遊行人士,回應率85%。在九成半的置信水平下,各個百分比的抽樣誤差少於4個百分點。

 

我們想在此系列文章中分析及討論今次七一遊行所帶出的信息。我們相信,解答兩大問題有助我們更確切地了解今次遊行:一、今年和去年的七一遊行在形成過程及參與者的組成上有否明顯差異?若有,這些差異告訴了我們什麼?二、今年七一遊行,參與者的訴求為何?參與者對中央政府有什麼態度和認知?對近期中央和香港民主派強調的互相溝通有什麼看法?

 

本文將集中討論第一條問題,其餘文章則探討第二條。

 

年輕人為主

 

先回應第一個問題。首先要指出的是,根據兩次七一遊行現場調查顯示,兩次遊行參與者在組成上沒有太大差異。就15歲以上參與者的人口特徵而言,如表二所示,兩次參與者在性別、教育程度和社會階層三方面都只有很少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參加者無疑是跨階層的,有「全民」參與的影子,但從比例看,仍然以受過高等教育和中產階級人士為主。

 

遊行者代表的可算是香港社會的中堅力量和政治先鋒力量,遊行的訴求也有廣泛支持,如果當權者連他們的意見也聽而不聞,恐怕香港的政治矛盾將進一步激化,並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

 

出現顯著差異的只有年齡一項,和去年比較,在15歲以上的參與者中,今年遊行者年輕人比例較低。不過,與其說今年少了年輕人參加,不如說去年年輕人特別多,在15歲以上和30歲以下的參與者,竟佔15歲以上遊行人士的四成半以上。若單看今年七一,有關數字約是三分一,也屬相當高比例。3049歲參加者比例和去年相若。七一當天高溫酷熱,比例高了的反而是50歲或以上的參與者,這令人有點意外。不過,超過60歲的參與者實際上只有3%

 

比對兩年遊行,共通且最明顯的是參與者多屬年輕一輩,超過一半回應者低於40歲。由此可見,以為香港民主運動很快會因老化而喪失動力是不切實際的。這批人士是香港冒起的新興力量,如果經過更多的政治洗禮,很有可能變得更活躍和成熟。香港的新生代日漸政治覺醒,如何面對他們將是當政者以至民主派不能忽視的課題。

 

自發參與 更多人單獨參與

 

另一處兩次遊行差異不大的,是遊行者的同伴。遊行是集體行動,對參與者來說,「集體」的含義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和幾十萬港人一起上街,構成一個「陌生人的社群」。同時,如表三所示,參與者大都跟朋友或親人一起。不過,今年顯著多了單獨參與人士。「個人遊」比例上升,指向了兩次遊行參與者組成雖然差異不大,但形成過程卻有較重要的分別。

 

去年七一後,個別政黨提出港人被誤導的說法,中央似乎也認定遊行背後有從上而下的組織動員,並指個別傳媒機構或節目煽風點火。但我們去年就現場調查所得的數據,已指出七一遊行很大程度上是港人自發動員參與的結果。支持這論點的最重要數據之一,就是遊行人士大都不屬於任何社會及政治團體,根本不會直接地和有系統地被組織起來。表一顯示,這點對今年七一遊行也合用。無論去年或今年,活躍的社會團體成員──既屬於社會或政治團體,又間中或經常參與該團體活動的人──只佔遊行人士15%左右。同時,去年七一遊行有十分一參與者屬於不活躍的社會團體成員,這類市民只佔今年遊行者3%

 

和上述比較有關的是兩次七一遊行在組織動員上兩方面的差異。從量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說今年七一在更大程度上由市民自發性動員參與,因為去年七一有73%參與者不屬於任何社會團體,而今年的數字則在八成以上。但更重要的,是去年市民的自發性動員和今年的不一樣。

 

去年6月,多個社會團體公開鼓勵成員及市民上街,很多從來不活躍於團體活動的成員也可透過傳媒聽到團體領袖呼籲。由於不少團體領袖是有名望的公眾人物,其呼籲會被廣大市民留意到。所以,去年市民的自發組織動員是在眾多社會團體積極呼籲、傳媒又廣泛報道的背景下進行的。

 

沒有了動員與呼籲

 

今年市民的自發動員則沒有同樣的背景支持。遊行前,來自社會團體的呼籲明顯比去年少。換句話說,今年七一是一次更純粹的民間自發動員的結果。表一下半部清楚顯示這點,認為自己所屬團體的號召對參與意欲起重要作用的遊行參與者,從去年34%跌至今年17%。認為社會知名人士和政黨號召重要的,也從48%44%下降至24%23%

 

由於傳媒在「動員」市民上的主要作用在於提供資訊和傳播社會領袖的意見,社會領袖的作用下降,傳媒的作用也自然下降。認為從各大眾傳媒而來的號召重要的參與者去年超過六成,今年只在32%35%之間。

 

不過,不止是社會組織和傳媒,連人際網絡之間的號召也沒有起茈h年所起的作用。參與者無疑大都跟家人和朋友一起遊行,但其號召力量卻已大跌。這顯示今年的遊行參與者在個人層面上的參與意欲很高,根本毋須身邊的人推動,這也回應了表三所示,今年更多人獨自參與遊行。不過,話得說回來,無論去年還是今年,朋輩之間的網絡所起的作用仍是最重要,比傳媒的影響還要明顯。

 

值得指出的是,表一下半部顯示的百分比,和六四15周年晚會及今年元旦遊行的結果很相近。六四晚會參與者毋須什麼號召,因為每年的六四晚會都是上一年晚會的延續。元旦遊行和今年七一遊行的參與者毋須什麼號召,也是因為這兩次遊行一定程度上是去年七一的延續。元旦遊行中85%參與者參加過去年七一遊行,而今次七一遊行調查顯示,81%受訪者參加過去年的七一遊行。

 

參與者訴求未滿足 繼續參與

 

上述數字說明,港人一旦參與一個集體行為,在訴求獲得滿足之前,他們有相當一部分傾向繼續參與下去,成為集體行為的積極參與者。如果事情繼續鬧大,更會有新人加入,其中又有一部分會成為運動的常規力量。經過此等輾轉生成,社會運動因而培養出一批中堅分子,從而保存和擴大自己的實力,解決社運必須面對的「成員招募」問題。

 

更值得留意的,是當被問及他們在什麼時候決定參加今次七一遊行時,有56%受訪者指在去年七一遊行後就已經決定。對於這個數字,我們大概不能執著於字面上的解釋,認為這些受訪者真的在去年7月已肯定參加今年的遊行。我們也不能想像今年七一遊行的參與者會說他們明年「一定會再來」,一切還要看未來12個月的社會及政治狀G。但遊行參與者可能會說的是,若香港民主進程仍然停滯不前,又或政府施政未如理想,他們就會再度上街。

 

56% 去年七一後已決定再上街

 

我們對兩次七一遊行之間的關係的詮釋是,去年七一讓參與者感受到港人集體行動的力量,讓他們對遊行這種政治參與行為有了一種新的和非常正面的理解和體驗。我們相信,參加過這兩次七一遊行的市民,只要心埵陪垠n的訴求要表達,很可能將繼續選擇遊行這種表達方式。

 

去年七一,遊行在香港的政治文化得到了新的地位,被確立為民眾向政府表達意見的重要渠道,其影響在今年元旦遊行時已見端倪,並在今年七一更清楚地展示。當然,市民之所以會選擇在烈日之下遊行,說到底是因為香港現行的政治制度,以至特區甚至中央政府的管治方針和方法,都出了重大問題,使市民覺得非上街不可。

 

(三之一)

 

爭民主不盲目對抗中央

 

遊行者為什麼上街?這是我們今天想探討的第一個問題。

 

社會上有一種論調認為遊行者的訴求多種多樣,沒有什麼共同要求。但單看有數十萬市民虓N抽出時間,冒蚖髒魒咫W街頭,我們就應知道如果沒有共通和強烈的意見,七一的浩蕩場面是不會出現的。

 

調查結果跟上述想法是琣X的。遊行者或帶有多種傾向,但其主要訴求是清楚不過的。如表一所示,86%受訪者指參與遊行是為了爭取0708普選,92%指為了爭取香港早日實現民主,94%指為了表達對言論自由受威脅的不滿。同時,86%指遊行是為了表達對近幾個月中央對香港強硬政策的不滿,91%則表示為了表達對特區政府的不滿。

 

86%為爭取0708 普選

 

爭取0708普選和對中央近期強硬政策不滿,都可歸納為民主化的訴求,都是希望香港早日實行普選。由於遊行組織者打出的旗號是「爭取普選」,又得到參與者普遍認同,把「民主化」列為遊行者訴求的「最大公約數」應是合理的。

 

與民主訴求並列的是言論自由,這再次顯示,自由是港人非常珍惜的價值。事實上,政制問題提出以來,民主化和言論自由的問題就糾纏在一起,是以民主化是貫穿大半年來社會論爭的最核心問題。分別只是言論自由主要是市民被動起來「捍衛」的,民主則是主動「爭取」的,遊行者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也高達九成。同時,遊行者以100分為滿分時,董建華雖比去年多得12分,但只是2614分的差別而已。而特區政府所得,今年也僅有33分。

 

事實上,正是這幾年來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的失誤,大大激化了市民的民主訴求,讓他們意識到,香港要面對的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制度問題,不完全是個人問題,政府施政失誤已成了爭取民主的背景因素。

 

至於說上街遊行無非是想表示對經濟不滿這論調,已被今年經濟好轉下仍有數十萬人上街的事實攻破。為表達對經濟情G不滿而參與遊行的,只佔遊行人士的55%。相對於民主化,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不能相提並論。當受訪者被問及是否贊成「香港應該少談政治,多談經濟」這說法時,表示「幾不贊成」的有28%,而表示「非常不贊成」更佔54%。特區和中央政府應據此調校對港人的認識和只打經濟牌的方針。

 

未對中央一面 倒反感

 

去年國安法爭議和今年的政制討論最重要的分別,是前者由「特區自行立法」,香港政府站在前台主導位置,今年的政制討論卻是由中央主導。經過幾個月的爭論後,遊行的市民對中央政府實際上有什麼態度和認知?這問題愈來愈重要,因為中央在去年七一後,已經跑到台前,與港人之間的張力日趨明顯。

 

表二顯示了一些有關的結果。

 

整體而言,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仍未有太強烈的和一面倒的反感。認為中央政府在與香港互動時是可以理喻的遊行人士比不認同者多。另外,近六成受訪者認為今年七一遊行會使中央政府較為尊重港人對民主化的要求,即對中央政府仍抱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七一時,我們也問到受訪者是否認為遊行會使特區政府更尊重港人意見,當時給予正面答案的只有48%。今年遊行者的回應更正面一些,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們看到去年遊行產生具體的成果,同時也因為他們對中央領導仍有善意的期待。

 

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沒有太壞的評價,可能有幾個主要的原因。第一,雖然過去幾個月的政制討論由中央主導,不少港人始終覺得特區政府才是應負主要責任的機關。在遊行人士堙A85%指特區政府是遊行的主要訴求對象,指中央政府是主要訴求對象的只有64%。將香港的民意如實反映到北京,香港政府責無旁貸。

 

認為中央有「強硬」「柔和」兩條路線

 

第二,在遊行人士眼中,中央政府並不是一個單一的實體。其內部是有不同「派別」的。51%遊行人士認同中央對港政策有強硬及柔和兩條路線。另外,港人也將較抽象的「中央政府」和具有開明及親民形象的國家領導人分開。在調查中,受訪者對「中央政府」的評分是44分,對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評分則有55分。

 

在去年七一的調查堙A我們沒有問到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的評分,但遊行人士對胡錦濤的評分是58分。一年後,當很多民意調查都顯示港人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下跌時,胡錦濤的評分才微跌3分。這下跌在統計學上是顯著的,但其實際政治意義卻不大。無論如何,縱使已有不少港人對中央對港政策不滿,但並未影響國家領導人在港人心中的形象。

 

對中央「存疑留情」

 

第三,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沒有很強烈的反感,或多或少也因為其對中央政府的認知仍相對模糊。在表二的幾個有關中央政府的問題上,回答「一般」或「不知道」的比例偏高。換句話說,遊行者除有部分對中央政府堛滿u開明派」抱存希望外,也有一部分抱荂u觀望」態度。

 

綜合來說,無論中央是否存在路線鬥爭,也不管誰真的可以代表中央,到目前為止,遊行者對中央近年強硬的政策雖然不滿,但基本上對中央仍是「存疑留情」,懷有相當的善意期待。究竟這種善意朝哪個方向發展,將主要視乎中央會否改變對香港的強硬政策。

 

(三之二)

 

爭取溝通反對隨便妥協

 

我們昨日分析的結果顯示,七一遊行人士對中央政府懷有善意的期待,並沒有對抗的態度。在某程度上,也可說是七一遊行前夕中央及民主派雙方成功地強調溝通,為遊行降了溫。不過,「成功地強調溝通」和「成功地溝通」是兩回事。雙方之間並不是完全沒有爭議的,民主派內部對怎樣跟中央溝通也有不同意見。到底遊行市民對這些問題有什麼看法?

 

表一展示了相關的調查結果。大概27%遊行人士認為,為促進中央與民主派的溝通,民主派「犧牲一點原則」是可以接受的。七一遊行的參與者身體力行,應該是對民主發展最堅持和執著的,卻仍有約四分一的人認為民主派可以犧牲一點原則,可見遊行者也並非完全不願意妥協。但必須強調的是,反對這觀點的仍然佔多數。由此可見,可以犧牲一點原則,不等於什麼原則都可放棄,若民主派作出明顯原則性妥協,他們的反彈很可能很強烈。

 

27% 為溝通可犧牲一點原則

 

我們沒有直接問受訪者民主派究竟可以犧牲什麼原則,但可以肯定的是,七一遊行參與者雖然認為民主派有「退一步」的空間,卻並不同意民主派隨便作出妥協。

 

第一,大部分遊行參與者不認為香港民主派作出忍讓就可以換來中央對香港較寬鬆的政策,贊成這種想法的只有18%。這不是信任不信任中央政府的問題,只是沒有理由天真地相信在政治討論上「退一步」就一定能海闊天空。

 

大部分不認為 忍讓換來中央寬鬆

 

第二,接近四分三遊行人士贊成遊行組織者叫「還政於民」的口號,不贊成的只有7%左右。這當然不是市民要「港獨」,「還政於民」這口號有什麼問題,和港獨有什麼關係,大部分香港市民可能根本百思不得其解。對於遊行者來說,「還政於民」就是字面的意義,是實行民主的意思。姑勿論「還政於民」這句口號是否「不恰當」,問題是,香港市民非常珍惜言論自由,如果只有政府認為「恰當」的才能說,那香港還有什麼言論自由?表一亦顯示,86%遊行人士認同香港的言論自由日漸縮窄,香港及中央政府必須正視香港市民在這方面的憂慮。

 

第三,更基本的是,遊行和溝通是沒有必然衝突的。只有20%遊行參與者認為今次七一遊行會使中央和民主派更難溝通,不同意這說的佔遊行人士一半。香港社會要和中央政府溝通,但中央政府也要理解的是,溝通的方式很多,遊行也是傳達民意的一種方式。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中港兩地政治文化的差異。明乎此,中央在閱讀遊行的政治意義時,當然不能對市民的政治訴求掉以輕心,同時也不用閱讀出什麼政治陰謀。

 

贊成「還 政於民」口號

 

最後,綜合兩年七一調查的結果和結合我們對香港的認識,我們提出下面幾點觀察:

 

一、經過多年的漸變,加上兩次七一的激化,香港的政治文化已起了根本的蛻變,港人從不談政治的純經濟動物,變成既講經濟又講政治的雙棲動物。民主原本只是抽象的觀念,現在卻變得非常切身,甚至成為不少人的信念。更重要的,是港人不只「坐言」,更會「起行」。從去年七一到今年元旦,再到六四和七一,再加上期間的區議會選舉,港人的政治參與一次又一次的令人擊節驚呼。市民的政治參與意欲愈來愈強,政治制度也必須作出相應轉變,讓市民有實實在在的參與機會。

 

二、保衛自由是去年七一的主要訴求,民主是其次,但是經過去年713日、元旦和今年7月的遊行,一場保衛自由的運動已成功轉化為民主運動,而且參與的新血愈來愈多。以前民主運動的動員範圍相當狹窄,如今自發上街的人數甚為龐大,不可同日而語。這是香港嶄新的政治現實,如果不直接面對,將無法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範式的改變,是分水嶺式的更迭,無論是發現、分析和解決香港問題,都必須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思維。什麼也從舊,結果只會是落後於形勢或以碰撞收場。

 

三、兩次七一展示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成熟。從中人們可以看到民間組織的蓬勃,雖然它們沒有強而有力的集中組織,但它們也有足夠的協調能力,發揮登高一呼的作用。同時,傳媒、輿論領袖以至人際小網絡都互相呼應,因而產生龐大的集體能量。遊行者表現出的理智和堅定,莫不使人對香港這個公民社會另眼相看。公民社會與國家不一定是對立的,事實上,正如非典時期一樣,它們是可以互相補足、互相促進的。可惜在政制問題上,當國家機器壓下來的時候,香港的公民社會只有採取非常規的辦法自保,造成兩者之間的對立。

 

四、公民社會花了很大的協調才成就一次大遊行。它的生命力來自它的多元性,但是這也可以是它的弱點,可以為權力中心所分化瓦解。傳媒立場的轉變可作如是觀。遊行者,以至不少市民都覺得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已經有所收縮。事實上,有些傳媒的確已透過加強「客觀化」的做法作為退卻自保的方法,有些透過「非政治化」轉變得面貌模糊,更有傳媒一改昔日立場而變得面貌全非,而「封咪」事件一再發生,這些都是令人擔憂的現象。香港公民社會的運作,很大程度依靠傳媒的協助,所以傳媒的動向特別值得關注。

 

五、去年七一以來,中央政府對香港採取「經濟軟、政治硬」的兩手政策。實踐下來,經濟效果較佳,政治效果卻走向負面。雖然大多數市民對中央政府強硬的政策不滿,但總體來說,遊行者對中央或國家領導人仍然懷有希望。人民可以放棄政權,但政權不能脫離人民,而香港又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只要排除鎮壓的可能性,就有如何保育港人對中央的善意期待的問題。

 

(三之三)

 

(刊載於200477日至7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