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 :「傳媒與民意系列

 

系列之一:傳媒政治化的底線

 

黨派傳媒有三個表徵:

 

一、組織上傳媒從屬於特定政黨

二、經濟上傳媒與政黨互通有無;

三、意識形態上,兩者一致。

 

以上述標準衡量,只有《文匯》、《大公》等左報才有資格成為黨派報紙。

 

《蘋果》與民主派互不從屬,由上市公司擁有,頂多只可以說它的意識形態接近民主派,但絕對不是黨派報紙。

 

為什麼最近提到傳媒政治化時,《蘋果》往往首當其衝﹖主要是因為《蘋果》介入政治,在大遊行期間扮演「動員」角色,因而引起關注。事實上,除了《蘋果》以外,其他傳媒也有程度不一的政治傾向,也應該受到注意。

 

傳媒政治化現象由來已久,不過,市民所關心的是傳媒政治化的方向是否符合他們的想法,和有否損害新聞報道的誠信。

 

方向上,傳媒可以對政府採取批評監督的態度,認同民主派,排斥保皇黨﹔另一選擇是向政府靠攏,支持保皇黨,打擊民主派。當然,傳媒仍然可以採取各種相對中立的立場。政治取向是傳媒的選擇,但屬好屬壞,最終要經受市場和現實的考驗。

 

《蘋果》有強烈的立場,「動員」市民參與遊行,這不是問題所在,正如左派報紙及其他商業報紙進行遊行「反動員」一樣。引人關注的反而是社論以新聞的形態出之,容易引起讀者的混淆。

 

衡量政治化對新聞報道的衝擊是傳媒有否逾越新聞的底線。所謂底線,就是傳媒不能因為政治傾向而譁眾取寵、斷章取義、因人廢言、惡意抹黑對手、扭曲事實、迴避不利情G、把新聞意識形態化、甚至弄虛作假。

 

上述底線不但可以用來衡量《蘋果》,也適用其他傳媒。事實上,有一些傳媒在底線上徘徊已有一段時間。它們公器私用,對民主派加以矮化,對個別民主派人士更口誅筆伐,又或緊跟政府,以不明來源發放有利自己政治取向的消息,對民主派的訴求不大聞問。批評別人之前,首先應該反省自己。

 

系列之二:傳媒從第三者到鼓吹者

 

無論社會如何變化,守望環境始終是香港傳媒最重要的功用,市民要知所進退,必須知道環境的更迭。在完成這基本功能後,傳媒在不同社會階段則有不同的偏重。

 

7080年代,壓力團體湧現,爭取權益,傳媒扮演的是兩者爭論中的「第三者」角色。爭論雙方都想爭取傳媒及民意支持,因為一旦得到「第三者」支持,對手地位就會被削弱,自己位置則得以加強。

 

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提出後,香港進入漫長過渡期,傳媒的「第三者」作用進一步加強,演變為以反映民意為主軸的「代議功能」。香港命運由中英決定,香港被排拒在外,市民唯有依靠傳媒和輿論,配以集體行動,希望雙方聽到市民的訴求。

 

傳媒的「代議」作用一直到回歸後依然顯得重要,不過,它針對的不再是中英的角力,而是議會不能有效代表民意的制度缺憾。「代議功能」實際上包括了傳媒反映民意、監督政府、提供論壇、出謀獻策等作用。

 

由於港府施政失誤頻仍,大有積弱難返之勢,社會危機又此起彼伏,這種種情況莫不要求傳媒扮演更主動積極的角色,因而有傳媒進而介入政治,扮演「鼓吹者」角色,遇到集體行為,更實行具體的「動員」作用。

 

什麼促使傳媒從以前的「第三者」演變成「代議者」,以至到今天躍躍欲試的「鼓吹者」﹖

 

綜合而言,催生上述角色演變的主要社會條件有

 

一、政制缺乏足夠民主,需要傳媒的補足;

二、社會處於危機之中,需要各方(包括傾向當仁不讓的傳媒)參與解決;

三、政府積弱無能,出現領導真空,讓傳媒「有機可乘」。

 

缺乏民主的解釋貫穿各個時期,社會危機說則適用於過渡期和回歸後,而政府積弱論則只適用於回歸後的特區。

 

由此觀之,傳媒的社會角色可說是應運而生,有它客觀的一面。當然,扮演什麼角色也牽涉到傳媒對時勢的感應和主觀的抉擇。

 

系列之三:傳媒立論回歸本地利益

 

如何面對中國,是香港傳媒回歸後難以逃避的問題。左派報紙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它只能跟著中國共產黨走,而商業傳媒則有選擇的權利,可以向中國靠攏,也可以保持獨立性所必須的距離。

 

回歸前後,香港有些傳媒出現自我檢查和逢迎中國的現象,對敏感的政治問題避重就輕,對中央和特區政府則採取小罵大幫忙的姿態。它們這樣做,或是出於利益考慮,或是中國和特區政府籠絡的效果,又或是因為擁有權的改變。

 

23條是「一國兩制」張力的體現,如何照顧「一國」的要求而又不損害「兩制」的利益,乃問題所在,是以23條立法成了傳媒政治取向的試劑。有些傳媒意識到23條對香港的自由和人權的衝擊,認為這與香港整體利益攸關,因而據理力爭,受到市民的歡迎。但是有些傳媒在大遊行之前,不但支持政府如期立法,還大放遊行反動員的言論。一直等到50萬人上街,它們才如夢初醒,來個立場急轉彎。

 

大遊行提醒傳媒,傳媒立論最終必須以本地總體利益為依歸。不管傳媒是為了什麼原因而犧牲兩制利益,它們都要冒失去市民信任和市場位置的風險。「七一」跟「六四」兩場群眾運動的政治性質不能相提並論,但對香港傳媒而言,兩者都有警惕它們不要過分迎合權力中心的作用。從香港的經驗看來,傳媒隨著權力轉移的過程不是筆直的,有可能因為社會的反彈重構而回歸本位。

 

傳媒跟一般工商業的運作有重要的分別。工商業可以轉移他處而可繼續運行,但是傳媒一旦離開母體,它們將難以生存,是以本土利益就是傳媒的利益,出賣不得。本土利益,有它不確定的一面,但對於平常緊密聯繫市民和認同兩制價值觀念的傳媒,確立本地的總體利益又不會是太難的事情。有些傳媒要勞動50萬人上街才重新發現自己立足香港的事實,它們應該好好思量,何以弄至如斯尷尬田地。

 

系列之四:七一遊行 巿民深思熟慮

 

七一有超過50萬人上街,不管是對於政府或是遊行組織者,都屬意料之外。

 

如適當運用,民意調查應該可以預測參與遊行的人數。民調的長處是在特定時刻,找出某一傾向在人口中的分佈。但由於民意往往因突發事件而改變,而市民的口頭傾向也不完全等於行動,民調不一定能夠掌握民意的真實動態。要克服這一點,一是頻密地做調查,二是要另外設法捕捉民意的動態,包括民意的熾熱程度和感性表現。

 

根據我們對遊行者現場的調查,這次遊行的人數應該比較早就顯露苗頭。從附表可見,31%的受訪者(約15萬人)表示在遊行前三星期或更早已經決定參加,屬於「早期決定者」。近四分三的受訪者(約35萬人)在遊行前一星期或更早已決定。只有兩成半受訪者(約12萬)屬於「晚期決定者」,即在當天及幾天前才決定參與。

 

由此可見,對大多數人來說,上街與否不是臨時衝動的舉動,應是認真思考的結果,否則不會有近一半受訪者在遊行前兩星期或更早就已決定。上街不像逛街購物那麼隨意,不但要犧牲個人時間,付出努力,還要衝破平常不作政治表態的心理障礙。受訪者早作決定的發現,跟遊行者給人理智、冷靜的形象是一致的。

 

「當天決定者」不及半成而「當天決定者」不及半成(約2萬人),從中可知,主要因為七一當天「不見不散」等傳媒的號召才決定上街的為數甚少。

 

由於「早期決定者」較多,頻密的民調應該可以有效預測遊行的來勢。不過調查數字是一回事,是否有膽量「叫牌」預測,並以此作為行動的依據,則是另一回事。這種膽識的建立一方面要靠經驗,同時也要調查者掌握民意的感性動態。

 

記得在遊行前相當長的時間堙A朋友走在一起,在無奈中莫不以批評董建華和詬病政府施政「為樂」。陶傑在《明報》的專欄打破禁忌,發出「請董建華下台」的怒吼,除了引起讀者廣泛的共鳴外,更引發不少專欄作家加入聲討的行列。網上嘲諷董的電郵和動員遊行的信息更是川流不息。這些只不過是民意動態的點滴,處身其中,很難不感受到民意的熾熱和來勢。有了感性,調查數字才有生命。我們大概也是這樣才感覺到,七一將是香港的歷史時刻,乃產生進行現場調查的念頭。

 

如何利用傳媒、網絡和深入訪談,設立動態的民意指標系統,掌握民意的感性和熾熱程度,這大概是政府在七一之後要思量的問題。

 

系列之五:七一民意何以如斯有效﹖

 

有即時效果的集體行為並不多見。美國反越戰運動雖波瀾壯闊,還輔以戰場失利,改變美國政策尚需時多年。反觀香港七一遊行,不及一月,迫使政府連番讓步及分裂。何以七一遊行這麼有效﹖

 

首先,大遊行的力量源自其代表性。西方民主選舉一人一票,每票效用對等,是以民調對政府壓力甚大。不過,民調在半民主的香港一向只是聊備一格,反正民意奈何政府不得,這次政府原以為可再次踏茈褶N強行立法。民眾沒有權,只有靠集體行為和人數施壓。七一上街人數超過50萬,約佔成年人口十分一,應有廣泛代表性。若按上述比例計算,等於說中國有上億人遊行,任何理性的政府自是不會忽視其訴求。

 

其次,遊行者的中產者背景加強了遊行的效用。據調查,約六成遊行者有大專水平,屬中產階級。論民意效用,每個人的意見並非對等,在缺乏民主選舉的香港更是如此。以階級劃線,上層的人數少,但效用高﹔以政治勢力分,親中代表人數也少,但影響力巨大﹔若以工作界別分,政府對工商界意見也不敢怠慢。

 

由於中產教育水平高,受到普遍信任,人數也較多,屬社會中堅力量,是以政府對其怒號也不能置若罔聞。跟中產者相關的是示威者理智、和平、自律的表現,在香港崇尚穩定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堙A大遊行因而更能打動各種政治勢力。

 

香港開放的半民主體制也為民意的效用造就可能性。遇到挑戰,集權國家可把示威者鎮壓,但在開放的香港,鎮壓的政治代價非同小可。由於半民主,遊行可透過選舉和認受性考慮轉化成分化建制的壓力,使功能組別保守派議員改變立場,最後表現為自由黨倒戈,發揮關鍵少數的力量,令政府不得不讓步。不久前,社會有「民主派議員應辭職抗議23條立法」之議,但七一的經驗表明,議會和街頭抗爭結合的策略,切合半民主的香港,不能偏廢。

 

上述因素,配以一點歷史運氣,加上運動明確的訴求,終於成全了香港人民力量的新典範。

 

系列之六:何以矮化七一的論述?

 

七一是港人自發運動,目的也清楚不過,是為了反對23條、要求董建華下台、推行民主。這些似乎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但負面論述仍見於親中人士和左派傳媒之間,計有﹕遊行者被誤導論、遊行目的紛雜論、外國介入論、陰謀顛覆論、傳媒煽動論、遊行反共論、遊行性質有待中央確定論、遊行危及穩定論、經濟發展優先論等。最廣為人知的是英文《中國日報》指控民主派「劫持」遊行,試圖「顛覆」的說法。

 

不管說法如何,基本手法是矮化大遊行,強調可能出現的負面效果,有時甚至加入一點神秘感和嚇唬的語氣,使人不寒而慄。

 

50萬人自發上街,對傳統左派人士是不可思議的,超越其想像範圍,本能反應就是從意識形態出發,以舊思維套在新現象上。於是,邊緣化、陰謀化和外因化等慣用手段就大派用場。這種論述有些出於謀算、自衛,也有些出於無知。這些人組織性強,遇到七一這樣重大的事情,傾向等待中央發落,甚至希望中央給它一個負面定性,好讓其找到反攻根據。目前中央還沒有公開說過七一的壞話,是以靠選票生存的民建聯能較快轉變立場,不再以「誤導論」否定遊行。不過,一日中央沒有明確表態,不靠選票的勢力則可繼續放言論暗箭。

 

大遊行在各方面實在比較「漂亮」,受人詬病地方不多,且香港資訊公開,不少人更有親身經歷,抹黑七一的言論難以令人信服。學者做研究,基本要求是有知性誠實,尊重事實和證據,這種態度也適用於公共事務論述,社會才有對話基礎,才有達至共識的可能。沒有知性誠實,社會對抗就會增多,有正義感的市民可能因此要付出累人的勞動。

 

現成例子是政府把23條的民意隨意錯誤分類,要勞煩多位學者「撥亂反正」。七一遊行的性質看來清楚不過,但負面論述依然,何嘗不是要各方人士再三澄清﹖

 

論述是政治抗爭的表現和延續,矛盾的論述不會因我們的意願而消失,毋須強求一致。社會所求的僅是知性誠實,不可故意混淆視聽。

 

系列之七:當政府喉舌 港台將成特區包袱

 

董建華出席親中團體對話大會,據《大公報》總結,親中團體提了三大意見,其中一條是把港台變為政府喉舌,認為有傳媒保駕護航,可使董建華一改頹勢。

 

政府要有效統治,是否一定要有媒介喉舌﹖美英經驗清楚顯示,擁有喉舌不是有效統治的必要條件。相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說明,即使政府完全控制傳媒,也改變不了崩潰的命運。事實上,香港傾向支持政府的傳媒不少。所有商業報紙,包括《蘋果》,都非常重視董建華及高官,往往顯著報道其言行。不用控制港台,政府已有足夠渠道暢所欲言。當然,在如實報道之餘,商業傳媒和港台,可有自己正反的意見,不過那已牽涉到政策好壞的問題,與人無尤。

 

環顧香港,電視重報道輕評論,電台則有較多討論節目,至於報紙,三份左報是政府變相的喉舌,而商業報紙中,在七一前傾向支持政府的也不少,包括銷量頗高和歷史悠久的報紙。

 

以為把港台變成政府喉舌就可救特區政府,未免高估傳媒的影響和低估受眾的選擇性。正如東歐經驗所示,控制傳媒不等於可控制人民。調查顯示,七一上街民眾中,即使常看支持政府和反民主派報紙的讀者,也有不少對政府有強烈意見。由於市民資訊渠道十分多元化,把港台變成喉舌,對控制民意的助益應該微不足道。

 

另一更大的問題是,傳媒一旦成為喉舌,還有沒有受眾﹖從附表可見,在網上調查兩萬多回應者中,看《大公》、《文匯》和《商報》的只有26人,所佔比例為零。如果對比全港性的報紙讀者調查,結果也好不了多少。如果真的把港台變成喉舌,我們可以預見,今天報紙市場上的左報,就是明天電子媒體市場上的港台。

 

照道理,七一遊行應為左派帶來重大反省,奇怪的是,他們卻把責任推在港台身上,重彈「變港台為政府喉舌」的老調。假如建議真的付諸實行,港台一定會遭市民唾棄,不要說不能解救董建華於危難之中,更會變成政府的包袱和納稅人的負資產。

 

列之八:有組織的民意才有持久力

從社會運動角度看,七一動員面廣闊,階段性目標又已達成,無疑十分「成功」。但七一只是運動的爆發,如何延續是當前問題所在。

 

七一遊行「反對廿三,還政於民」的口號實際上已指出「民主化」就是運動的方向,至於要否倒董,只不過是爭取民主過程中的手段而已。歷史也真的有它的偶然性,民主網絡原先已定好在4月召開一個千多人的「高山大會」,試圖喚醒民眾,集結力量,向民主再出發。誰知沙士爆發,組織者不得不把大會延至7月13日。其後七一發生大遊行,七一三集會自然成為大遊行的延續,順理成章接上七一「還政於民」的訴求,完成了從「反對23條」到「民主化」的過渡。

 

運動的主題能在短時期媔陽Q轉接,主要不是背後有組織在精心策劃,而是公民社會內部運作和歷史偶然安排的結果。無可否認,現代社會運動對組織的倚重已相對減輕,對傳媒則更倚重。同樣道理已導致不少西方政治領袖,不像以前那樣凡事經過政黨組織進行,而是更多直接用傳媒訴諸民眾。

 

不過,香港保守勢力相當龐大,加上中國對民主制度的疑慮,民主化過程大概不會一帆風順,將是耗時長久的社會工程,完全依靠鬆散的組織和傳媒的輔助,民主化運動有否足夠能量和持久力則成疑問。有組織,民意才可集結,運動才有方向,政府才有談判對手。

 

組織的重要性可見諸香港左派勢力經驗。沒有組織的長久經營,他們選舉時不會有鐵票,打民意戰時也不會有異口同聲的團體表態支持。當然,左派和民主派資源相差巨大,不能完全相提並論,但組織對政治抗爭的關鍵作用則一。民主派批評港府沒有領導,同樣的批評也許可應用在民主派身上。事實上,七一遊行的民眾也看到這一點,認為民主派缺乏領導。

 

要成就民主運動,牽涉不少組織、宣傳和教育工作。當然,沒有強而有力的核心組織,香港的公民社會還是會運作,各種團體和網絡還是會發揮它們推動民主的作用。不過,有組織的領導和協調,七一展現的民意才會更有效和持久。

 

民氣已經湧現,由誰領導民意,如何領導民意,仍有待解答。

 

系列之九: 七一遊行反映沉默大多數

 

七一發生至今,剛好滿月,其間香港的政治好像經歷輪迴一樣,在陰陽界上徘徊、掙扎,以至重生。現在,事情暫告一段落,正是回頭看看社會整體怎樣評價大遊行及察看其後繼力量的時候。

 

集體行為從來都是少數人參與的表達方式,因為有強烈意見的市民不會太多,願意走上街頭的更屬少數。七一有50萬人上街,雖屬異數,但50萬人畢竟只佔成年人口十分一。承蒙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提供調查數據,讓我可以探討沉默大多數如何評價大遊行的問題。亞太研究所在7月15至17日以電話抽訪18歲以上的居民,成功訪問909人。

 

反越戰年代,示威遊行無日無之,美國總統尼克遜祭出「沉默大多數」的論述反攻,認為反戰的聲音只來自少數激烈分子,沒有上街的沉默大多數則支持政府。從附表可見,香港人口的大多數(63.6%)認同7月大遊行「反對23,還政於民」的訴求。不支持的只有一成半。

 

我們可以說,50萬上街人士不單代表他們自己,還有廣泛的社會代表性。如仍有人準備以「沉默大多數」的招數回擊七一,務請三思。政府應關注的反而是:如何才可防止沉默大多數變成上街的大多數?

 

香港七一之後的政情可說是險象環生,倘若政府真的如期立法,很有可能發生衝突,一旦發生,說不定社會對七一的評價因而有較大的分化。但是,政府最後被迫延期立法,並承諾以後會多聽民意。在這背景下,是以大多數市民(64.8%)認為大遊行有利於香港以後的總體發展,認為無利的不及兩成。明乎此,中國應該順應民情,讓香港市民按自己的意願來規劃將來,還「一國兩制」的清譽,千萬不要在什麼時候又借故為七一來個負面定性,傷害香港人民的「感情」。

 

香港主流的民意非常清楚,那麼下一代的政治傾向又如何?如果我們回頭看大遊行參與者的年齡分佈,介乎15至20歲的佔一成,介乎20至30歲的佔三成半,兩者幾佔示威者總數的一半。這些人不一定能代表其他的同齡人,但他們自己的存在已構成民主的新生力量,不容忽視。

 

大學一向是民主意識的溫H,就七一所見,連中學生也有覺醒的[象。聽傳媒訪問中學生聯盟的負責同學,他們頭腦清晰,有歷史感,這麼年輕就有這樣的識見,不禁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過去的中文運動、保釣運動、八九民運以至其社會運動的經驗可以說明未來,那民主的種子也會在受過七一洗禮的青年學生心中萌芽,有機會就會顯露出來

 

有時,看到一些年輕父母帶著孩子參與民主集會或遊行,向他們進行身教和言教,我們應該知道,香港的政治文化已靜悄悄地朝民主的方向重構。

 

 

〔轉載自雅虎新聞網2003724日至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