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官方機密條例有關未經授權或違法取覽所得的資料或在機密情況下託 付的資料的部份加入以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的條文-

 

如-

(a)    某人作出一項披露,而該項披露-

(i)                  揭露任何官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權力、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或

(ii)                揭露一項對-

(A)  公共秩序;

(B)  公共安全;或

(C)  公眾健康或安全,

的嚴重威脅;

(b)    該項披露並不超逾揭露該事宜所需的範圍;及

(c)    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該項披露所照顧的公眾利益,較不作出該項披露所照顧的公眾利益為重,

則該人不屬犯本條所訂罪行。

 

(評論一: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陳淑薇認為條文列明只有在四類情況下,新聞界才可以公眾利益作為未經授權披露官方機密的抗辯理由。她擔心有關的定義過於狹窄。陳淑薇認為,政府應加強解釋條文內容,並讓公眾有更多時間討論.政府以及立法會內各黨派,不應急於在七月九日恢復二讀草案。)

 

(評論二: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指有關建議狹窄,「像揭露梁錦松買車事件、馬時亨細價股事件等,都很難界定為『嚴重不當行為』,而『嚴重疏於職守』及『嚴重不當行為』亦太含糊。」他質疑政府何不簡單引用普通法中的「公眾利益」抗辯原則,由法庭負責闡釋。)

 

(評論三:港大法律學院教授張達明認為,政府建議是參考了《防止賄賂條例》第30(3)條*,但只是用了條文的部份原則。在《防止賄賂條例》中,四類情況是屬於“合理辯解”的部份定義,法庭有權在四類情況之外判定某項披露是合理辯解。但現時建議收窄了“合理辯解”定義,就算法庭認為某類情況應為合理辯解,但若該項披露不屬於四類情況之內,法庭無權基於公眾利益而判被告無罪。)

 

*《防止賄賂條例》30(3)條指出:

 

(3) 在不影響第(1)款中的“合理辯解”一詞的一般性的原則下,如任何人在以下情況下(但亦只有在以下範圍內)作該款所提及的任何種類的披露,即就該項披露而言屬有合理辯解─

(a)   該項披露公開專員、副專員或任何廉政公署人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權力、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為;或

(b)   該項披露公開一項對香港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或公眾的健康或安全的嚴重威脅。(1996年第48號第16條代替)

 


 

2.      刪去警方無須手令入屋的條文:

 

18B. 調查權力

     (1) 如職級在總警司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合理地相信——

(a)    有人已犯或正犯第2(叛國)2A(顛覆)2B(分裂國家)9A(煽動叛亂)9C(處理煽動性刊物)條所訂罪行;

(b)   在任何處所、地方或運輸工具中,有任何相當可能屬或相當可能包含對該罪行的調查具有重大價值的證據的物品;及

(c)    若然不即時採取行動,該等證據將會喪失,因而會導致對該罪行的調查造成嚴重損害,

他可指示任何警務人員就該處所、地方或運輸工具行使第(2)款所賦予的權力。

     (2) 根據按第(1)款就某處所、地方或運輸工具發出的指示行事的警務人員──

(a)    可進入該處所或地方,如有必要,並可為該目的破開該處所或地方的任何門戶或窗戶;

(b)   可截停並登上該運輸工具;

(c)    可搜查該處所、地方或運輸工具,或對任何在其內發現的人進行搜身;

(d)   可檢取、扣押或移走在該處所、地方或運輸工具內發現並且他覺得屬或包含第2(叛國)2A(顛覆)2B(分裂國家)9A(煽動叛亂)9C(處理煽動性刊物)條所訂罪行的證據的任何物品;

(e)    可在他行使(c)(d)段所賦予的權力所需的時間內,扣留該運輸工具;及

(f)     可用武力移走妨礙他行使本款所賦予的任何權力的人或物品。

     (3) 如遇到要求,警務人員須在行使第(2)款所賦予的任何權力之前,出示其警察委任證。

     (4) 根據第(2)(c)款對某人進行搜身,只可由性別與該人相同的警務人員進行。

     (5)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釋義及通則條例》(1)83條及該條例第XII部其他條文適用於第(2)款及該款所賦予的任何權力。

     (6) 就本條而言——

(a)    “運輸工具”指任何車輛、纜車、電車、鐵路列車、船隻或飛機;

(b)   “處所”包括任何構築物。


 

3.      原先的建議是有關取締香港的組織,若然香港的組織隸屬內地已經被取締的組織,保安局局長也可以在香港考慮取締這個香港的組織,現時將有關部份刪去,條文修訂如下:

 

8A. 取締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

         (1) 保安局局長如合理地相信為國家安全利益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取締本條適用的任何本地組織是必要的,並合理地相信取締該本地組織與該目的是相稱的,則可藉命令取締該本地組織。

         (2) 凡任何本地組織——

(a)    的宗旨或其中一項宗旨是進行叛國、顛覆、分裂國家或煽動叛亂或犯諜報活動罪;

(b)   已作出或正企圖作出叛國、顛覆、分裂國家或煽動叛亂,或已犯或正企圖犯諜報活動罪;或

(c)    從屬於某內地組織,而該內地組織已遭中央基於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的理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禁止(該項禁止已藉明文禁令正式宣布)運作,

本條適用於該本地組織。

         (3) 凡有證明書——

(a)    由中央人民政府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發出;及

(b)   述明某內地組織已遭中央基於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的理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禁止運作,而該項禁止已藉明文禁令正式宣布,

該證明書即為該項禁止的確證。

         (4) 一份宣稱是第(3) 款所提述的證明書的文件——

(a)    須在任何法律程序中獲接受為證據,而無需進一步證明;及

(b)   除在有相反證明的情況外,須當作是上述證明書。

         (5) 就本條而言——

(a)    “叛國” 指屬《刑事罪行條例》(200 ) 2 條所訂罪行的作為;

(b)   “顛覆” 指屬《刑事罪行條例》(200 ) 2A 條所訂罪行的作為;

(c)    “分裂國家” 指屬《刑事罪行條例》(200 ) 2B 條所訂罪行的作為;

(d)   “煽動叛亂” 指屬《刑事罪行條例》(200 ) 9A 條所訂罪行的作為;

(e)    “諜報活動罪” 指《官方機密條例》(521 ) 3 條所訂罪行;

(f)     “本地組織” 指——

(i)      任何已根據或須根據本條例註冊的社團,或獲豁免而無需根據本條例註冊的社團;或

(ii)    附表1所列的任何團體

(g)    “內地組織” 指——

(i)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部分(台灣、香港及澳門除外) 組成或成立的團體;或

(ii)    總部或主要業務地點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部分(台灣、香港及澳門除外) 的團體;

(h)    如以下條件符合,一個本地組織(“前者”) 即屬從屬於一個內地組織(“後者”)——

(i)      前者為其運作直接或間接尋求或接受後者的可觀的財政上的資助、任何種類的可觀的財政上的補助或可觀的財政上的支援或數額可觀的貸款;

(ii)    前者直接或間接受後者指示或控制;或

(iii)   前者的政策或前者的任何政策是直接或間接由後者釐定。”

 

(評論一: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說,有關條文修訂後更差。他解釋,修訂後,保安局長可自行衡量有關組織是否危害國家安全作出禁制,但局長的決定是否受中央影響或指示,則絕不會在法庭上透露,被告亦難以提出反證。)

 

(評論二:立法會議員余若薇說,就算當局提出的新修訂,仍存不少問題,例如法律界建議將新加入有關取締本地組織及社團的條文完全刪除,但政府現時只取消其中「禁制組織機制內與內地有從屬關係」的條文,港人結社自由仍遭剝削。她再舉出23條仍存「惡法」,包括被取締組織成員缺席被審訊、政府有權委派指定律師代表有關上訴人出庭,及法庭有可能需接受一般不會接納的證據、涉煽動刊物條文對新聞自由保障不足,以及條例仍賦予保安局局長過大權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