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成功與自由的代價.胡恩威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是重新界定香港自由的空間,自由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對每一個香港人都有影響,政府應與知識界良性互動,勿走上新加坡失去創意之路。

 

胡恩威在香港和倫敦修讀建築,香港牛棚書院創辦人,《E+E》雜誌編輯,香港實驗劇團「進念二十面體」成員,從事舞台導演、多媒體藝術、空間設計和文化建築評論。

 

香港最寶貴的「資產」是自由,香港的成功大部分是因為香港的自由制度和自由文化,容許香港的居民自由發揮。新加坡式的自由是鳥籠自由﹔台灣的自由有時可以很亂和非理性﹔中國式的自由有時是文革式的無法無天,有時是人治的長官決定自由。香港式的自由是理性、多元,穩定健全的法治制度,尊重法治的文化,開放自由的傳媒,多元的社會文化,這些都是香港成功的基石。基本法二十三條重要之處,就是特意重新界定香港自由的空間,影響十分深遠。我反對那種把特區政府為二十三條立法看作是針對少數人的說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對每一個香港人都有影響。政府不應該用民粹主義的手法,用愛國和不愛國簡單二分法,來處理基本法二十三條。

 

自從特區政府發表就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文件以來,犯了幾個極為嚴重的錯誤,首先是忽視知識界對自由的敏銳關注。最關心基本法二十三條的都是香港的知識分子、傳媒工作者、專業人士、學者和文化藝術界人士,他們都是維護香港自由制度的支柱,是香港社會的精英。但保安局長葉劉淑儀一開始就把這些精英當成對立的敵人,而不是統戰的對象,一味在講口號式的愛國主義,反智的味道十分濃烈。其實,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過程和諮詢,應該是特區政府和香港知識精英的一次良性互動,重建知識界對特區政府的信任﹔但現在政府的做法正好相反,不斷在製造一種對立氣氛,製造社會分化,法最後是立了,但特區政府和知識界的關係越拉越遠,社會的對立面越來越多。特區政現在是玩著十分危險的遊戲,用愛國口號來激起一種反智和盲目的民粹情緒、反智的民粹主義的盒子打開,後患無窮。

 

政府第二個大錯誤是忽視了國際社會對二十三條的關注。各大西方主流傳媒都以顯注篇幅報道二十三條,大都非常負面,不知是否特區政府特意要用一種愛理不理的態度來處理,事後港府也沒有積極向國際傳媒解釋,可能以為西方傳媒總會對二十三條有偏見﹔加上港府內部的對外公關官員,並沒有足夠的國際傳媒經驗,去處理國際傳媒的查詢。有趣的是,對二十三條批評最烈的是懂英語和法律的精英分子,支持政府的觀點不強,與國際傳媒溝通也沒有很大的說服力。香港國際形象受損對香港一點好處也沒有。這次國際傳媒的全面負面反應,再一次說明特區政府沒有好好部署,和想清楚結果,便匆匆拋出二十三條立法。

 

第三個錯誤是關於中國的定位。現在特區政府給香港人的印象,是在中央政府的壓力之下才拋出二十三條的立法,事實是不是這樣﹖中央在港駐軍已經是對國家安全的保證,香港現行的法例也令香港政府擁有足夠權力,處理對國家安全不利的個人和團體,所以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不應該變成港人愛不愛國的指標。

 

香港人對中國的態度十分明確,是期望中國穩定發展。香港人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不是馬屁式的愛國認同,大部分香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是本著良知和理性認同中國,現在的中國是近百年最具活力和可能性的時代,認同是明確的,愛國也盡在不言中,所以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成功的指標不在於立法成功與否,而是在立法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強港人對中國的信心,所以特區政府不應用「愛國與否」來分化港人對二十三條的討論,特區政府應以非常誠懇理性的態度,腳踏實地與香港不同界別進行不同的深入交流和對話。學術研討會、公開講座、工作坊、小組討論、問卷調查、深入訪問,都是形式,內容應更具體說明二十三條對各行各業、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影響。

 

特區政府常常羨慕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但新加坡政府也為此而付出很大的代價,新加坡是一個自我審查嚴重的城市,所以新加坡有效率但沒有香港民間的多元活力以及無限創意,二十三條立法如果立得不好,將會嚴重破壞香港的自由根基,民粹主義抬頭,自我審查的社會風氣成長﹔沒有自由的香港就是香港的完結。

 

我從來都不懷疑特首董建華、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對香港的忠誠以及對國家的效忠,他們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也不是有甚麼特別的陰謀,但過去五年的各種壓力導致他們總是有一種「自我保護」、「戰鬥格」的態度,但二十三條本身是一個「哲學問題」,不是單單的效率問題,愛國的定義和人是為甚麼存在一樣,永遠沒有絕對的答案,隨著時間和空間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