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把兩地法律混為一談

 

查良鏞先生批評,23條立法的《國安條例草案》,違反普通法精神,引入內地法律概念,招來港人上街反對,是「咎由自取」。我同意他這個看法。

 

政府要立法授權任由警務人員,在一些急迫的情況下,只需助理警務處長或以上的警官同意,便毋須法庭的手令入屋搜查和檢走證物,理由是找法官會來不及。

 

政府雖曾將批准警官的級別提升,但是,由警方自己包辦的性質,絲毫不變。事實上,法官的數目比各級警務處長的總數還要多,找法官不比找警官難。關鍵是政府要警方包辦,不讓法庭「插手」。

 

普通法不單看重保障個人權利的本身,而且重視確保程序上的公正去保障個人的權利。普通法視每個人的家居為一個人的堡壘,是個人安全的保障,不容隨意侵犯,因此,執法人員要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待法庭評估有否理據,防止當權者滋擾和恐嚇人民。

 

對一些政治有關的罪行,由法庭決定是否批出手令這種保障更為重要。

 

早在1765年,英國的法庭在Entick v. Carrington一案中,確立了由政府自行批准就可入屋搜查這種做法違反普通法。可是,在三百多年後的香港,政府卻在毫無理據之下,否定這些基本的保障。

 

《草案》又規定:中央發出證明書,證明某一內地組織已因「國家安全」的理由,而遭中央禁制,保安局局長又相信為了國家安全的利益,有必要取締一個從屬於一個已被內地禁制組織的本地組織,就可以這樣做。中央發出的證明書,本港的法庭無權質疑。

 

這種基於內地「國家安全」的法律概念,去引發的禁制機制,模糊了兩地法律和執法的界線。

 

用中央發出的證明書,去約束香港的法庭,要法庭照單全收,令它無權質疑其中的「國家安全」的觀念,令中國政府當局的意志,可以強加在香港法官的身上。

 

禁制本地的團體,不用告知理由;上訴時,上訴人和他的代表律師可以被拒諸門外,並由法庭委派律師代辯(實質上將律師行業分成可信律師和不可信律師),並且不獲告知政府提出的禁制證據全情,這些都違反了普通法中的自然公義和公平審訊的原則。

 

香港人怕死、愛自由,因此中國在計劃收回香港之時,在一國兩制的設計中,加入了內地和香港實行兩種不同法律制度的安排,承諾不把內地的一套史大林的法體,延伸到香港,讓香港保留原有的普通法制度。基本法亦訂明:除一些非常特殊的情況外,一般的全國性法律,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施行。即使是23條的規定,也容許香港自行立法。

 

香港政府本來是可以避免將內地法律概念,引入香港,破壞香港的普通法體系的。不過港府卻自毀這種分隔兩種法制的長城,令香港人擔驚受怕,最終官逼民反。礙於民意強烈反對,政府已提出刪除部分有問題的地方,但是很多問題仍然存在,例如禁制組織的上訴機制仍毫無改善。

 

〔刊載於2003年8月8日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