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一國兩制」成敗與普選——與李柱銘商榷

 

李柱銘在八月一日《信報》〈回頭是岸,信任港人,落實「一國兩制」〉一文中,提出的幾個觀點,頗堪商榷。李柱銘文章以七月一日的遊行作引子說:「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我都看見希望……他們正為自己及下一代的自由及民主浩浩蕩蕩地走上街頭。」

 

李柱銘文章緊接的下一段說:「當港人回望歷史,發現走過了一條漫長的道路,終於在此刻走出了深淵,邁向光明的道路。想當年,當鄧小平一九八二年第一次宣布香港會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實行五十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時候,他已開放中國市場。不久,他便令中國放棄共產主義。」

 

李柱銘文章從七.一遊行入手,在同一短短段落中,提出鄧小平「令中國放棄共產主義」。

 

我認為七.一遊行與中國是否、應否放棄共產主義,風馬牛不相及,遊行群眾中有不同訴求,對香港現狀、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有種種不滿,甚或怨憤,但都與共產主義無關。如果李柱銘真的認為七.一遊行與「放棄共產主義」有任何關係,李柱銘在遊行之前應該清楚告知港人。

 

再者,李柱銘說鄧小平在八二年開放中國市場,更是與事實不符。中國內地的開發改革,發展至八二年,僅有較小範圍內的經濟體制,包括工資及物價制度的改革,對外開放的經濟領域,以吸引外資(主要還是港資)在內地以合資、合作和補償貿易方式進行經濟活動,而且規模甚小。以廣州一類的南方開放大城市為例,八二年的實際投資金額不過八千萬美元。中國開放內地市場,大概比李柱銘以為的要遲十年以上。

 

在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的問題上,李柱銘說:「當《中英聯合聲明》公布之時,筆者滿以為『一國兩制』可以成功推行。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在立法局的就職發言中,已指出『一國兩制』是否成功視乎誰人管治香港。若他是由北京欽點,那就不行。因為他不能抵抗來自中央的壓力。但若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一國兩制』便可以成功,因為當選者需要保障香港人的人權和自由;否則,他們並不會獲得人民的支持及連任。當時筆者以為北京會繼續信任港人掌管香港的能力。」

 

首先,李柱銘說當聯合聲明公布之時,他「滿以為一國兩制可以成功推行,……若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一國兩制』便可以成功」。

 

大家不妨看看聯合聲明中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聯合聲明並無規定行政長官由一人一票產生。再者,在聯合聲明草簽前後,鄧小平有三次對外就香港前途問題的講話,三次都被廣泛報道,一次是八四年六月,一次是八四年七月,另一次是八四年十月。三次講話中有關「一國兩制」的部分分別為下面幾句:「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永遠不會改變。但是,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他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地解決問題。因此,我們在香港問題上,首先提出要保證其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後五十年不變。」我想指出的是:鄧小平在一國兩制構思中的兩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當然可以容許選舉政府首長,但選舉政府首長並非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先決條件。

 

李柱銘說的那個年頭(八四年),台灣實行的當然是資本主義,但台灣當時並沒有普選領導人。中英簽署關於香港的聯合聲明也沒有規定行政長官必須由普選產生。

 

在產生行政長官的過程中,選舉或協商僅是過程的一部分。根據聯合聲明的規定,不管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都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個任命權,以至有關行政長官彈劾案的決定權(《基本法》七十三、九)都是中央實質的,而非象徵性的權力。

 

按李柱銘的說法,「若他是由北京欽點,那就不行。」那泵甈F長官產生的方式不僅要改為普選產生,更關鍵的一點就是中央必須放棄任命權,或將實質的任命權改為程?購,象徵性的任命權。

 

有關日後的選舉方式,李柱銘的文章說:「《基本法》訂明,最終目標是以民主或普選方式選舉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但這個目標被押後了十年,即是二○○七年。」這一段太不盡不實。《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款寫得很清楚「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我說李柱銘不盡不實,是因為二○○七年後如需修改,須經過指定程序,但《基本法》並沒有指明二○○七年後如有修改,必然是修改成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官。《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寫法是「……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杜菇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基本法》沒有把「最終」訂為二○○七年。

 

特區政府在過去六年的施政有缺失,這是需要承認和面對的事實,特區政府應當以民為本,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但我不同意李柱銘把問題提升至「一國兩制」成敗這個層次,也不同意把施政得失歸納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方式的問題上,更不同意「沒有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就等於一國兩制失敗」這個說法。

 

以上論點,正的反的,在八五年至九○年的《基本法》起草、諮詢過程中都已經翻來覆去的討論過。最後,解決實質問題(不是理念問題)「行之有效」的辦法還是在多個問題上作出整體性的實事求是的安排。

 

英國政府在八四年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之後,中國政府仍然容許英國政府繼續管治香港十三年,就是一個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安排。一個國家之內,兩種制度並存,本身也是一種必要的實事求是的構思,其他諸如在回歸前後繼續照顧非香港公司的商業利益,賦予非中國籍居民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被選權等,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現存的政治體制,包括選舉制度,和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的原則,並非唯一的從實際出發的安排。借七.一遊行之勢謀取重新分配香港政治和經濟兩個大餅,實非香港之福。

 

〔刊載於信報20038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