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柱銘:回頭是岸信任港人落實「一國兩制」

 

200381

 

今天,筆者對於香港實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政策,懷著前所未有的希望。

 

這是從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六周年,有五十萬人上街後開始。當中大部分是專業人士及中層階級,他們和平及有秩序地進行示威。其實他們均等待了三數小時才能起步,因為警方曾宣布他們只會將進入維園的人士計算在內。

 

在每一個人的臉上,我都看見希望。香港人經常被認為政治冷感,並只顧賺錢。但當日,他們正為自己及下一代的自由及民主浩浩蕩蕩地走上街頭。

 

當港人回望歷史,發現走過了一條漫長的道路,終於在此刻走出了深淵,邁向光明的道路。想當年,當鄧小平一九八二年第一次宣布香港會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實行五十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時候,他已開放中國市場。不久,他便令中國放棄共產主義。

 

當時,中英政府就香港問題磋商了兩年。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當《中英聯合聲明》公布之時,筆者滿以為「一國兩制」可以成功推行。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在立法局的就職發言中,已指出「一國兩制」是否成功視乎誰人管治香港。若他是由北京欽點,那就不行。因為他不能抵抗來自中央的壓力。但若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產生,「一國兩制」便可以成功,因為當選者需要保障香港人的人權和自由;否則,他們並不會獲得人民的支持及連任。當時筆者以為北京會繼續信任港人掌管香港的能力。在一九八五年春天,中英雙方確認《中英聯合聲明》,並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展開《基本法》的草擬工作。

 

但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北京領導人恐怕自己的地位不保,因此加緊操控香港,堅決落實極左路線,北京與香港之間的信任隨之完全消失。一九九○年四月四日人大在北京頒佈《基本法》。當日下午,我在當時的立法局提出動議,要求人大常委就行政立法兩局達成的共識修改《基本法》,其中包括加快民主步伐。但人大常委從來沒有修改《基本法》。

 

《基本法》訂明,最終目標是以民主或普選方式選舉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但這個目標被押後了十年,即是二○○七年。

 

北京希望過渡後首十年為繼後四十年奠下良好的基礎,箇中原因不言而喻。

 

北京之所以將民主選舉押後十年,其目的是為其支持者鋪路,令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成功在選舉中獲勝,令北京可在二○○七年全民普選實行後,能繼續操控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過去六年,行政長官董先生忠誠地、熱烈地跟隨北京的極左路線,並獲新華社(後期稱為中聯辦)大力協助。中聯辦監察所有內地組織及親共政黨的運作,尤其民建聯。中聯辦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分支,並協助所有親共候選人在香港各級議會選舉中贏得議席:包括行政長官、立法會、區議會,甚至是業主立案法團,其協助形式為統籌、動員及提供金錢資助。例如,民主黨去年在街頭賣旗籌款籌得一百萬,民建聯則在同期獲得三千八百萬的資助。

 

為落實極左路線,董先生全力為親共政客及其他人鋪路,委任他們入行政局及其他有影響力的組織,並頒發榮譽予他們,但卻將民主派邊緣化。事實上,二十三條立法顯示董先生將所有反對立法的人視為敵人,其中包括香港天主教的主教、英國、美國及香港大律師公會、其他法律界人士、嫁羡工作者、學者、專業人士、學生及眾多非政府機構。

 

極左路線有何成果?董先生的政府既無效率,亦不受歡迎;在二○○二年七月一日引入「高官問責制」後,問責官員更完全由北京委任及罷免。董先生及其問責官員既不向立法會問責,又不向香港市民問責。高官問責制其實是一個「傀儡問責制」,其中完全由北京挑選大「傀儡」,再由他揀選十四位小「傀儡」(部長),而北京卻在後面扯線控制他們。

 

董先生的施政失誤,一方面是他確實犯了不少錯誤,另一方面是制度不完善所致。董先生在沒有香港市民的授權下,由北京揀選。每當北京和香港人站在對立面時,董先生永遠站在北京一面。這正是問題的所在,亦是我在一九八五年發言時所表達的憂慮。

 

董先生執行了極左路線六年,負面效果有目共睹。五十萬人以行動告訴北京,他們忍無可忍了。他們不想現有的自由受二十三條立法而遭削弱。他們更希望在二○○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及在二○○八年普選全部立法會議員。簡而言之,他們希望完全落實「一國兩制」。

 

由於七月一日的遊行,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及財政司司長梁錦松黯然下台,而自由黨黨主席田北俊亦辭去行政成員一職,迫使董先生無限押後二十三條立法,亦引證了極左路線失敗。

 

香港正處於十字街頭。市民既期望董先生真誠以白紙草案諮詢,並確保他們的自由得以被保障,又期望他真正為二○○七年及二○○八年的普選作好準備。

 

中國亦處於十字街頭。自一九九○年《基本法》頒佈以後,中國走了一段很長的道路。中國現已加入世貿,北京亦正在籌備二○○八年奧運會。中國新領導人胡錦濤及溫家寶在處理沙士問題上贏得很多港人的讚賞,所以開明的領導人應信任自已,亦信任港人,更正極左路線,回到鄧小平在一九八二年訂下的藍圖,好讓港人實行自治,真正落實「一國兩制」。

 

相反,若北京因為不信任港人,繼續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後果則不堪設想。若香港再出現大型的示威遊行,北京會恐怕出亂子而動用駐港的軍隊嗎?北京會年復年拖後民主步伐嗎?若然他們選擇這條道路,便會完全毀滅「一國兩制」。

 

筆者絕不相信後者會發生,更有信心北京的領袖人會作出明智的決擇。這不但對香港來說是一件好事,更可全世界証明中國會遵守國際協議,並且為值得信任的國際夥伴。更重要的,是北京可以向台灣展示「一國兩制」是可行的道路。

 

〔刊載於200381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