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李飛發言全文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2004426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大家下午好。相隔不到二十天,又在這裡與各位相見,共同討論與香港未來有重大關係的問題,我感到很榮幸,也感到責任很重大。

 

我作為一個立法工作者,對政治、法律、社會的問題,一直是以理性的態度和縝密的思維來處理。不這樣做,恐怕法律就寫不出來,或寫不好。

 

今天我的發言,我也像上次那樣給自己取八個字的題目。大家可能還記得,上次我的題目是「以史為鑒,以法為據」,今天我想圍繞座談會所涉及的問題,用詩經裡的八個字,叫作「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在我國歷史上的治國者和新中國的領導人經常引用這句話,它是講執掌國政必需維繫四方,治理國家必需兼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我想這條千古名言和治國之道,它表達的不僅是治國者的一種理念,也是執掌國家的一種機制。如果一種體制不能很好的兼顧到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利益,社會就不會安寧,衝突就不會停息,社會的發展就會受到阻礙,我想這個道理在當今的香港,有茷D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的國際經濟城市,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怎樣使香港各方面的利益得到體現,就是政治體制需要顧及的重要方面。如何發展適合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這在當年起草基本法時問題尤為突出。經過反覆諮詢,反覆爭論,基本法確定了符合香港各方面利益的政治體制,其中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都體現了均衡參與、兼顧各方面利益的原則。

 

涉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該用什麼方法產生,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實質上牽涉到各個階層的利益,涉及到權力的分配,即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方式,才更有利於保證代表各階層、各政治集團的人進入領導層。因此,政治體制的模式歸根結底是為經濟利益服務的。

 

我想以當年基本法起草為例,來談談兩方面的情況。在基本法起草的關鍵階段,經營選舉制度設計的某些人設想了產生行政長官的三種辦法:第一種是採取普選方式,由所有合格的候選人競爭直接選舉產生;第二種辦法是由立法機關的成員選舉產生,候選人不一定是立法機關的議員;第三種辦法是由具有更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團協商產生。如有必要,可在協商後進行選舉,這種方法可使選舉具有較廣泛的基礎。

 

在做了反覆評估後,結論是就香港現階段發展而言,第一種辦法,即普選不大會受香港市民的歡迎,因為市民會認為這種方法是一項重大的和根本性的改革,而且更可能形成一個緊張的政治對立局面,從而引致社會不安。另外,經直接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的辦法通常有利於形象受人注目的政治家,但不利於較少被人知道的、但具有行政管理才能的候選人。該結論最後傾向於採用第三種辦法,認為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是最可取的,因為它能確保行政長官取得社會各階層的信任和支持。

 

基本法確定,香港行政區的政治體制保留原政治體制中的行之有效的部分。正由於香港是一個自由港,是一個國際經濟大都市,客觀上要求政府高效率、快決策、快實施。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實行行政主導的體制才能與之相適應。過去促成香港成功發展的多種因素之中,推行行政主導是一個主要的方面。同時,香港回歸後要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經貿中心的地位,也必須保持行政主導的體制。為了保持行政主導的體制繼續發揮作用,基本法必須在妥善處理行政長官的產生途徑。

 

在起草基本法時,爭論的焦點就是一些律師、專業界人士和社會工作者主張採用直接選舉的方式,認為這樣才能體現民主政治,才能得到立法機關的支持,才有其正統和合法性。一些以工商界為主的人士主張採用間接選舉方式,通過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這樣才能有公允持平的、各方面可接納的人出任候選人,避免哪一個界別的人多就支持哪一界,而不能照顧到各界的利益。結果主流觀點認為政治合乎民主與否不能僅以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來衡量,選舉制度在各國都有一個逐步發展、由間接選舉到直接選舉發展的過程。香港由英國統治下的政治體制到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決定行政長官產生的方式有多種因素,包括平衡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要顧及香港居民的政治水準和穩定、變革的協調等諸多因素,必須作全面衡量。因此只能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循序漸進的原則來考慮。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其產生方式同樣不能脫離香港的實際。在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也有人堅持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來產生立法會議員。對此,當時香港有不少具真知灼見的人士認為,專業人士長期對政治淡漠,長期依賴委任制度,如果硬要推行一人一票,他們處於分散狀態,缺乏信心參政參選,或不適應這種政治體制。同時,一些對管理現代化商業城市有能力的、有經驗、有學識的人尚不習慣拋下業務去搞街頭政治,不習慣到基層拉選票,也難以適應參選。相反,有些人能抽出較長的時間,向選民許諾、游說,在職業方面有機會接觸市民,靠遊行示威等街頭政治而成為新聞人物,卻可能有票源市場。

 

香港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需要的是高素質、高效率、有遠見和有綜合管理才能的人,而這些人則有可能被排斥在政策制訂等決策機構之外,對香港的繁榮穩定產生難以預料的影響。因此,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決定了在什麼時候和什麼條件下可能由間接選舉過渡到直接選舉,是不言自明的了。

 

在此,我也想起了當年在香港擔任過高官的一位英國人的話。他說:「很長時間官員們認為,把民主政治引入香港是摧毀香港經濟、招致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最快和最有效的辦法。」

 

我想這裡道出一個道理:過激的所謂民主必然對香港的社會和經濟造成衝擊。

 

我還想引用在前不久我們在深圳召開座談會徵詢香港各界人士意見時,聽到的一種比較強的聲音:在香港目前經濟正在轉型的時期,在經濟恢復的關鍵階段,香港過度政治化,不能不顧變成政治體制試驗場的後果。它需要的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使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相互協調,使香港各階層、各界別和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兼顧。

 

香港基本法規定了符合了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中央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基本法,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穩步健康地發展香港的民主。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香港的經濟繁榮和發展,保證香港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才能使香港全體市民團結一心、齊力奮鬥,保持香港的優勢和創造力,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共創香港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