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辯論「有效管治」部份在2003117日下午進行,由於該部份答辯的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及政務司司長等,有些議員遂就《基本法》二十三條諮詢發表意見。以下是議員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發言摘要,其他沒有在這方面發言的議員則沒有載列,敬請留意。

 

 

發言議員:

 

1.          張文光議員

2.          楊森議員

3.          吳靄儀議員

4.          梁耀忠議員

5.          何俊仁議員

6.          劉炳章議員

7.          劉慧卿議員

8.          陳國強議員

9.          陳偉業議員

10.      余若薇議員

11.      麥國風議員

12.      黃宏發議員

13.      梁富華議員

14.      胡經昌議員

15.      何秀蘭議員

16.      李柱銘議員

17.      李卓人議員

18.      葉國謙議員

19.      楊耀忠議員

20.      譚耀宗議員

21.      涂謹申議員

22.      曾鈺成議員

23.      司徒華議員

 

答辯官員:

 

1.          律政局局長

2.          保安局局長

3.          政務司司長

 

 

張文光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正面臨嚴峻的管治危機,這不單止是經濟逆境引發的民憤民怨,更包括了負責《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責官員失言失態,加劇了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不信任。

 

5年來,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沒有為第二十三條立法,就是避免引發港人潛藏的政治恐懼。港人害怕國內的人治和惡法藉茞臚G十三條登陸香港。歷史上,中國的國家安全,很多時候成為鎮壓異己的工具。

 

港人的憂慮並非憑空臆測,而是有血有淚,甚至有蚇豸H傷痛的回憶。即使今天的親中富豪,或基層的普羅百姓,他們或他們的上一代在大陸的遭遇和苦楚,仍舊記憶猶新。儘管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但人治走向法治的道路仍然漫長,在這時候引入第二十三條,是在錯誤的時間,進行錯誤的立法。

 

特區負責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責局長粗暴地、傲慢地、帶荌儘ㄘM有色眼鏡挑戰市民真實的憂慮和反對的聲音。過去,她曾輕蔑的士司機、酒樓待應和麥當勞服務員不看條例,因此認為無須推出白紙條例草案;她曾批評大學生過激、非理性,結果惹來一片噓聲;她又說中國共產黨革命是波瀾壯闊,忘記了建國數十年來對人民的迫害;她更用希特拉殺猶太人的歷史,說民主不是萬應靈藥,引來國際社會的非議。

 

最近,她罵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誇張失實,罵遊行反對第二十三條的市民是羊蠔釋部A罵中文記者報道不客觀,罵英文記者翻譯遠離事實,罵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製造談判策略,罵一份中文報章“天地不容”的標語。這位問責局長,出席每一個論壇,都帶來紛爭和分化,讓香港人對第二十三條更為憂慮,更為恐懼。

 

綜觀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過程,我們完全有理由質疑這位問責局長,失去了平和與冷靜,失去了公道與持平,讓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所進行的諮詢,變成一場鬧劇,加深社會的分化,失去諮詢的意義。

 

第二十三條影響重大,必須提交白紙條例草案,制訂精確的條文,重新諮詢公眾。鑒於過去諮詢的不愉快經驗,我們認為應該免除原來的問責局長有關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職責,讓諮詢可以在新的人事新的作風下重新開始。

 

楊森議員

 

政府要有效管治,先決條件恐怕是取信於民,應盡快進行政制檢討,以及對於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提供白紙條例草案,切實回應市民的訴求,重拾市民信心。如果能盡快提供白紙條例草案,我相信對加強社會凝聚力是一定會有幫助的。

 

吳靄儀議員

 

法律界與律政司司長原本應該是同一陣線,同樣是以維護法治為天職的。在法治根本原則問題上意見分歧嚴重至無法解決而要公開對立,應該是絕無僅有,但為何回歸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出現了這種情況呢?較早前有居留權、人大釋法、《公安條例》,現在又有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的問題,難道碰巧每任大律師公會主席都是別有用心,要藉抹黑政府而達到政治目的?這些究竟是甚麼政治目的?事實剛剛相反,回歸前後三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人所共知,均沒有政治背景或取向,他們只是履行維護法治的職責,但在過程中,無一能避免與律政司司長發生衝突。

 

政府是否應該俯躬自問,有沒有可能政府在對法治的瞭解及追求的標準尺度上的確有所不足呢?有沒有可能未有充分虛心聽取外界專業意見?如果律政司司長也認為法律界的公開批評會影響外界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司長是否應檢討一下問題所在,以及與兩個法律界專業團體多在法治基本原則上作真正磋商呢?

 

法律界的另一擔憂,是律政司自動貶低自己在特區政府架構擔當的角色。我們認為,律政司司長本人有維持政府當局遵守法治原則的重大憲制責任……我們擔憂律政司認為自己的角色,只是為政策局提供技術性質的法律服務,應政策局的要求,盡量提供不違法的方式,讓該局達到目標,但如果連這也做不到,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制止,反而會盡量為該政策護航。這樣做的結果,是助長一個本來不甘接受法治限制的行政當局,將法律變為統治的工具。

 

本會有不少議員曾花上大量時間、精神審議法案,我們對法律草擬的素質已經多番表達關注。我們不是批評草擬科的政府律師不勤力或水平差,但如果律政司變為政策局的附從,無法不盡力遵照政策官員的要求,在思考不周、時間不足的情況下擬訂在原則上也大有問題的法案,那麼草擬出來的法案當然會遠離理想。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便是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按照正常程序,政策經過充分諮詢後,包括一切細節已有正式定案,有關的政策局才會發出詳盡的草擬委託書,即Drafting Instructions,指明所需的內容和應該達到的效力,而草擬科接到委託書後,先要研究清楚在法律觀點上的任何含糊之處,均須一一得到澄清,然後才茪滽騔尷k案。草擬法律工作並非一揮而就,因為要全面考慮一切可能出現問題的情況。李白可以誇口說自己的文章“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但急就章的法律草擬,可能遺害無窮。所以,預留充裕的時間是十分重要的。

 

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影響深遠而又工程繁複的工作,但為草擬工作所預留的時間,按照政府的時間表,卻只有不足1個月。律政司司長前天還向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表示並未收到草擬委託書,但保安局局長已鐵定於2月中發表法案。我無法不質疑,一位專業獨立、維護法律草擬的律政司司長,焉能在緊急情況以外,接納這樣的指示呢?如果在草擬素質上也能大幅妥協,我們如何能對司長就法治把關有信心?香港特區目前完全沒有任何實際需要,迫切得如此不成樣子般通過立法。這個妥協,只代表不折不扣的法治向政治目標低頭。

 

事實上,香港現有法例已足夠涵蓋第二十三條所需,主要的問題明明是法律改革及適應化,因此整項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應由律政司而非保安局負責。律政司司長向議員解釋為何這樣做時表示,因為涉及如何“捉間諜”,故此保安局才是專家。事實上,我們的討論至今幾乎無一課題觸及任何保安的專家問題。因此,這個解釋根本不能成立。

 

〔首席法官〕的發言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到就第二十三條立法,但他今年談到法治時,特別強調立法這一環節。第一,他說對法治問題提高警覺,不但指執法和解釋法律,同時也包括新法律條文的草擬和制定的問題。因此,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實在是呼之欲出。

 

首席法官的提醒饒有深意,與最近訪港的劍橋大學法律教授和人權法專家Lord David WILLIAMSProfessor Jack BEATSON互相呼應。面對各界人士關注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建議對基本權利及自由的限制,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的最大本領 ─ 好比郭靖的“亢龍有悔” ─ 就是說,特區立法不能夠違反《基本法》;《基本法》已有條文充分保障人權,一旦告上法庭,我們充分享有司法獨立的法庭,必然會宣告任何違反人權的條款無效。這種態度非常輕率,而且大有問題。Lord WILLIAMS指出,倉卒訂立的國安法例,往往會出現問題,可能侵犯人權。Professor BEATSON更說,人權問題應該在立法階段釐清,盡量避免留給法院處理,以免帶來令法官政治化的惡果。這個道理,究竟當局是不認識,還是不理會呢?

 

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正正是“有效管治”最有力的反面教材。因為明明是一個最重要的立法問題,對香港特區“一國兩制”的實施這個最重大的議題進行的諮詢,不斷升溫,而且提出諮詢的當局,對提出批評的人採取駁斥、質疑,甚至抹黑的態度,指兩個律師會所提出的專業意見,不過是談判策略,藉以在與政府談判時能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就此,兩個律師會已分別作出回應。香港律師會今早發表聲明,表示:香港律師會已就政府“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作出坦誠的回應,但十分遺憾得悉保安局局長將本會的回應視為“談判策略”。律師會為一個由法律界專業人士組織成的團體,並非一個政治組織。律師會強調本會所提供的意見,目的純為公眾及政府提供參考,律師會強烈反駁本會有任何其他動機的指摘。這就是有誠意向政府提出專業意見的人所得到的收場,難免令人對這政府產生反感。

 

梁耀忠議員

 

其實,特區政府已經山窮水盡,無計可施,便只有要求市民“信”政府。改善經濟要信政府!醫療福利要信政府!連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要信政府!但是,政府是否知道,當前最大的政治問題,便是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出現危機?過去五年半的生活,在香港的人都知道,信政府不是“信者得救”,而是“信者失救”。信政府入市買樓,便變成負資產!信政府改公安法好像無問題,但結果和平集會也被拘捕!一個言而無信的政府,還要市民信他,我覺得簡直是荒謬!

 

何俊仁議員

 

我們更希望政府會兼聽不同的意見,不應動輒以不同的人士、不同的黨派的觀點來把他們定性,動輒揣測他們的立場,判定某些團體的政見或所提出的批評是另有動機,沒有參考價值,或是為反對而反對。這種態度絕非一個執政者應有的胸襟及胸懷。我們希望政府可以更兼容並包和兼聽各方不同的意見,這樣的一個政府才會有前途。

 

在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上,現在已經不幸地變為意氣之爭。既然保安局局長在這方面有這麼大個人情感上的投入,令社會各界認為她難以保持冷靜、理性和客觀,我們很希望政府能夠指派另一位局長,甚至是律政司司長來領導和處理日後須處理的問題,我相信會對事情更有幫助。此外,我相信發表白紙條例草案是社會絕大部分市民和各界的共識,我看不出有任何弊處,反而認為絕對有助凝聚共識,能夠幫助政府瞭解就這項問題,在社會上如何能夠取得平衡。

 

劉炳章議員

 

我想談一談與立法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有關的爭論。在過去幾個月,爭拗非常廣泛,甚至有人因為“白紙”和“藍紙”條例草案之爭而形容香港出現分化的局面。我作為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在本會的代表,首先想表達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和香港建築師事務所的意見。香港建築師學會的立場如下: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HKIA) Council supports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s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the proposals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i.e.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any meaningful discussion and consultation when the legislative proposals are described in very broad terms used in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public to know precisely with what they are asked to agree or support in the absence of a text setting out the proposals in the form of a draft legislation.  The HKIA Council advocates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such text in form of a White Bill and to undertake a second round of public consultation before drawing up the Blue Bill for First Reading of such important legislation."

 

香港測量師學會的立場如下:

 

“有關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建議,本會認同《基本法》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自行立法權利,亦支持政府進行立法程序。但本會並未能明白,亦不理解為何政府在進行正式立法程序前不以白紙條例草案進行。

 

本會提出以上意見是希望政府的工作應考慮對社會大眾的信心及他們對政府信任性的影響。”

 

至於香港建築師事務所提供的意見是這樣的:

 

"Members at large have reported that they agree that provisions of the Basic Law, including Article 23,must be observed.  There is however a very wide sentiment against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draft legislation has been handled.

 

Our members believe that the perception, both domestically and overseas, of a lack of in-depth consultation, rather than the implications of any published proposals per se, have already adversely affected confidence in Hong Kong and the fairness of its governance.

 

The question of perception of the probity of government is absolutely vital for an international service economy such as ours.  The possibility of loss of confidence is therefore extremely serious and potentially damaging to our competitiveness.

 

We believe that the only practical remedy to reverse the unfortunate but widespread perception that standards are slipping in Hong Kong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test its proposals in the form of a White Paper.  A White Paper would simultaneously serve to help restore confidence and satisfy the need to act upon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23."

 

至於我個人立場,在上月11日的辯論中已經表明。簡單來說,我對發表白紙或藍紙條例草案並無強烈的傾向,只是希望政府盡快公布法案條文,以便本會議員、法律界及公眾進行實質、有意義和理性的討論,然後盡量吸納公眾的意見,以最寬鬆的尺度訂立有關的法例,以履行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的責任。

 

劉慧卿議員

 

談到履行《基本法》,我們當然要說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因為林瑞麟局長在星期三發給我們有關主要官員問責制成效的報告中曾提及有一些改進之處,表示這是迅速回應社會的訴求。其中,他說保安局局長發出了諮詢文件,聽取市民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建議所發表的意見。主席,即使從一個最客觀的角度來說,今次的諮詢已令民怨沸騰,數萬人上街遊行,社會十分分化。有同事剛才也說過,局長讓人覺得她是很主觀,當有人發表與她不同的意見時,局長有時候會說那些人是誤導甚至欺騙市民。這樣下去,我覺得這次諮詢的結果不會具公信力,亦不會是市民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在不同場合都提過,現時不單止局長本人,即使行政機關也應重新看看整個形勢,決定是否應再由局長統領這項工作,還是找其他人做。我相信這是全個行政機關須考慮的。前角牊鼢N第二十三條立法,但如果政府堅持要做,也要做得很客觀、很獨立、有公信力,這樣才不會摧毀行政機關的威信。所以,我希望局長和司長們稍後能回應一下。

 

談到第二十三條,我們看到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為了雙村長制,也遠赴英倫諮詢原居民的意見。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知否有多少居住海外的人,會因政府現時的建議受到影響?局長又會否諮詢他們?所以,我覺得這方面是要進行更長時間的諮詢。

 

陳國強議員

 

我想重申工聯會支持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預料距離藍紙條例草案刊憲越近,爭議亦會越大,然而,國家安全連繫茩輕銂瑭c榮,我們希望大家能作理性的討論。

 

陳偉業議員

 

我只想指出一個政治現實,便是以理性的辯論方法跟特區政府官員討論是沒有用處的。舉例來說,在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上,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對某些事情的批評,也可以被指為意氣。我們理性辯論就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問題,但政府仍然可以完全漠視,仍然可以完全否定很多影響力甚大的團體的意見。不合意的意見被指為意氣、誇大;合意的便出來接信,說是理性、合乎邏輯。這種管治模式,是絕對得不到香港人信任的。

 

余若薇議員

 

董先生日前出席立法會答問會時,我曾建議一個現成的辦法,可以使市民恢復信心,便是請他聽取中央政策組下社會凝聚力小組的關教授〔關信基教授〕的意見,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發表白紙條例草案。這並不是小撮反對派的人的意見。政府這次堅決反對,實在等於向市民說政府今次的諮詢並不是真正的諮詢,從頭到尾都不是真正的諮詢。當政府聽到那麼多跨界別的人都有這樣溫和合理的要求時,也仍然拒絕,因而所引起的回響,我覺得政府是不容忽視的。

 

我也希望談一談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最近繼續發表挑釁性言論,矮化及針對批評意見。我相信最能夠象徵她的態度的,是一幀照片。她曾戴茪@副墨鏡,即“黑超”,出席論壇。如果她帶蚞孕藻滫熔棺閮茪尷R市民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反應,這絕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強烈要求政府立刻委聘獨立的機構或專家,客觀分析及總結這次公眾諮詢所收集的意見,並且提出白紙條例草案,平息市民的疑慮。

 

麥國風議員

 

我也很失望聽到要制定本地法例,以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基本法》根本沒有說明在甚麼時候落實,應該是在政治氣候、政治環境、經濟情況適宜,整體接受的情況下,才制定落實第二十三條的。我現時看不到這些情況的出現,現在當局根本是在打擊信心,分化香港市民。早幾天,葉劉淑儀局長不理性地說我欺騙市民,雖然她沒有指名道姓說哪一位議員欺騙市民,但作出這樣不理性不合理的言論,她那埵雩禤瞉嵽籈蔽齱H我知道一位局長有品格檢查,希望真的有這樣的檢查,但不知有沒有情緒上的檢查?我希望葉局長能夠說給我聽,為甚麼她可以這樣的?

 

黃宏發議員

 

我想說的第三堆意見是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基本上,我曾公開表示我是支持立法的,但在發表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文件後,在第一次簡報會上,我曾提出過一個問題,當時保安局局長和區義國先生均在場,我問會否有發出一份草稿,當時我獲得的答案是斬釘截鐵地表示沒有草稿,政府大可以說不發表白紙條例草案,而將條例草案的內容隨附於諮詢文件內,這樣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內容。但是,政府當時的說法是沒有草稿,我自然是不相信的,就茬o麼重要的立法,政府應該也希望與中央人民政府協商後才提出,所以我不相信政府在沒有發表條文草稿的情況下,怎可跟中央人民政府協商,能商談甚麼呢?我覺得如果只是商談一些空洞的概念,是沒有可能的。即使我相信現在沒備有草稿,要即時擬備草稿也並非一件困難的事。

 

剛才吳靄儀議員說連Drafting Instructions,即草擬的指示也可能沒有,那麼怎樣可能在1個月內發表藍紙條例草案?藍紙條例草案是嚴肅很多的。不過,我現在不是要求這些,我認為如果發表的是白紙條例草案,便明顯是不用那麼精細的,因為在立法過程中會發生很多遺漏,尤其這次是較為複雜的立法。主席,你應該很明白,很多時候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也會相當混亂,而在法案審議委員會很可能礙於時間,而大家又會有很多不同意見,以致撰寫立法會委員會審議階段議程內的每個細節時也會感到相當頭痛。因此,我認為最好的做法是 ─ 正如很多專業團體的意見般(我今天首次聽到建築師、測量師、建築界人士,還有劉炳章議員所代表的業界的意見),白紙條例草案較為可取。

 

但為了採取一些能收到實效的做法,我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每一方面可否行一步,或讓一步,就是讓政府在今次的諮詢階段完畢後,發出一份文件,說是政府經考慮過各方意見而發出條例草案的草稿,延長某段時間再聆聽大家的意見,這樣做可令政府有下台階,雖然不是發表白紙條例草案,但卻能收到白紙條例草案的功效。我甚至想問,如果保安局局長可以作出這樣的承諾,那麼楊森議員是否願意將修正案收回?

 

當然,為了幫助我稍後投票,因為我還未決定屆時支持或反對楊森議員的修正案,所以希望保安局局長能在稍後回應時答覆我,究竟政府在下一階段的做法如何?會發表白紙條例草案,還是藍紙條例草案?會延長諮詢時間,還是會先發出草稿後再徵求大家的意見?政府會如何做呢?我希望問責制局長在今天的辯論中,就施政報告沒有談及的東西能提供一個答案。

 

梁富華議員

 

還有關於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我要求政府,特別是保安局局長,盡快向本會提交藍紙條例草案,使立法會能盡快進行第二十三條立法諮詢,以符合《基本法》,我亦非常希望葉局長能夠堅持在崗位上繼續努力,為其他局長作出一個模範。謝謝主席。

 

胡經昌議員

 

關於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否須用白紙草案的形式,我認為是無必要的。因為在審議《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時候,在藍紙草案的階段都曾經作出過很多重大的修改,最後修訂超過八成,所以,我相信只要提出的修訂是合理的,當局都會加以考慮和作出相應的修改。因此,我不認同直接推出藍紙草案是不妥當的說法。

 

何秀蘭議員: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進行的諮詢,到了現在,我們其實仍未有清楚客觀的標準。局長會說,上一次的會議上已經告訴了我們,那便是政府不會處理不合理的誤解。可是,是否合理由誰決定呢?是否誤解又由誰決定呢?這依然是非常主觀的,會否一如是否有質素那樣,贊成的便是合理,反對的便不合理呢?當然,市民在看那本有關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諮詢文件時,會發現內埵釩雃h法律概念的用語,普通市民有一點誤解是不足為奇。不過,我認為政府的責任是在市民有誤解時向他們解釋,而不是用一些很艱深的語言,寫一些他們不明白的東西出來,待他們有誤解時,卻不理會他們的意見。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已很明確顯示了對第二十三條的憂慮,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亦暗示了我們要小心香港的法治。在3個月內,社會各界很清鄏a顯示了很多憂慮。在短短3個月內,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其實已成為了特區的首要政治危機,但局長卻依然繼續四處樹敵,責罵市民,令我們覺得政治任命的局長是敢於責罵市民,但卻不懂得向市民問責。我們很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抽離一步,想一想,亦請葉劉淑儀局長停一停,不要再主持這次就第二十三條立法而進行的諮詢工作。我認為局長的IQ很高,但有欠EQ,如果能停下來培養一下AQ,我相信會是對大家都好的。

 

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引來那麼多的關心,其實是與行政機關過去兩年在立法時不斷擴權的手法有關的。公安法遏制集會、言論自由,反恐法亦引入了誅連的可能性,政府進行政治檢控的空間是越來越大。剛卸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梁家傑先生,提出了香港法治的新定義,那便是以法律整治市民。面對這種形勢,我們其實是更有迫切性成立獨立法定的人權委員會,特別是為了處理一些政治迫害的情況。例如以公安法進行政治檢控、在遮打花園鎖走記者等,這些行為都令市民想起白水煮青蛙的譬喻,讓人覺得香港這鍋水是越來越滾燙了。我很相信與其叫市民“放長雙眼”看、信政府,倒不如實際成立和推行獨立運作、制衡行政機關的人權委員會,這樣做會更能得到市民的信心。

 

MR MARTIN LEE:

 

The consultation exercise (of Article 23 legislation) started off with a bang.  I remember when the Chief Executive first faced the press on this document, I was watching television at home with my wife.  And I had in mind, of course, what I had been assured earlier by Ms Elsie LEUNG,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She told me that a number of recommendation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Bar Association) had been taken on board by the Government.  So when I saw the Chief Executive, Mr TUNG, assuri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t the proposals would not undermine in any way the existing human rights, civil liberties enjoyed by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 thought: Yes, perhaps the Government could actually do it, perhaps it could actually legislate under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without impinging any of our freedoms and liberties.  And this view was confirmed more and more when I saw Mrs Regina IP,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t her subsequent press interview, during which the broad definition of the various offences appeared on the television screen.

 

In fact, I felt so happy that I rang the Honourable Mr CHEUNG Man-kwong, a member of my Party.  I said to him, "CHEUNG Man, I cannot think of anything so far as to why we could or how we could oppose it."  So we were both very happy.  But, of course, later on, we read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itself and slowly a doubt emerged.  Thus, it would be wrong to say that we are now opposing these proposals for the sake of opposition.  Indeed, subsequently when I watched television news that night, I saw Mr Alan LEONG,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Bar Association, giving a glowing account to the proposals.  That, of course, was the first day.

 

Later on, of course, Mr Alan LEONG, like a lot of other people, became more and more worried as we read and discussed, and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proposals, although no details were given to us.  Now, we are waiting for the report.  We are told that it will come out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But when I asked Mrs Regina IP how she was going to deal with a large number of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e press, both locally and overseas, concerning the doubts and worries of many people both here and outside Hong Kong on some of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she said, "Well, unless thes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papers are actually sent directly to our Bureau, they w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report."

 

I have here with me one and a half inches thick of press cuttings of views expressed in English in a lot of lead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 is one thing common in all of them.  In every article, every writer asked for the publication of a White Bill so that details are given before people could have a meaningful debate or discussion on these proposals.  Here, I have with me four inches thick of press cuttings of local opinions expressed, both for and against, the legislation under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s per this consultation document.  What a pity if all of these or a great majority of these would be excluded in the report which is now being compiled.

 

I look at the proposals to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again in the very beginning.  It says, "We welcome your views.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comments of the public.  We have now formulated the proposals to implement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as detailed in this document,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We sincerely invite your views on the proposals.  Comments on the proposals are welcomed, by 24 December 2002, as follows ", and then the addresses are given.  Where does it say that if one expresses his views otherwise, the Government is not going to include them in the report?  Surely, if an ordinary citizen has a view to express, he cannot get the reporter in front of him and he cannot have his views reported.  And it is, of course, very difficult to ring in the morning call-in programmes because one has to wait for ages and might never come on.  But if the opinion is then expressed in the newspaper, particularly in an editorial or an op-ed paged article, surely it will be totally ridiculous for the Government, which actually read it, not to include it in the report.

 

[W]hat has gone wrong with this consultation exercise which is started off with a bang?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by this time, unfortunately for her and perhaps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lost the credibility as an impartial government official really waiting for views to be expressed and now collecting the views in coming up with this report.  She appears to the public to be welcoming only views which she wants to hear.  She is totally dismissive of views which she does not like.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I think, perhaps, the best thing is to adopt a course which was suggested recently by the Bar Associ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crap everything and start all over again with a White Bi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White Bill and a Blue Bill, of course, is known to all Members here, and now known to a lot of members of the public.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Effectively, it is not a difference between colours.  It is a difference in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consultation exercise is a genuine and meaningful one or a sham.  So I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stock if it really want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people overseas to think that it genuinely wants to consul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on their views.  My best advice is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I want to say a few words about the role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She, of course, is occupying the position which was formerly called the Attorney General.  Traditionally, the Attorney General was a titular head of the Bar Association but that stopped in recent years when the Solicitor General was not even a barrister but a solicitor.  But one important role remains and that is, the Attorney General or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s a guardian of public justice and public interests.  She is not a mere legal adviser to the different bureaux of the Government.  She would express her views to make sure that public interests is defended by her.  She is above the government bureau chiefs and in the hierarchy of the Government, she, together with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and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re above the other Bureaux Secretaries.  Thus, she has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a particular government bureau which might be in charge of a particular matter and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the public.  That is her undoubted role.  But on this occasion, in relation to this consultation exercise, she kept on telling the press that she is only acting for the Security Bureau that it is even up to Mrs Regina IP to decide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 White Paper or not.  In other words,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s perfectly happy by merely playing the role of a solicitor.  As a solicitor, of course, she has the interests of her client and in this case, the client is Mrs Regina IP.  Thus, we can see both Ms Elsie LEUNG and Mr Bob ALLCOCK attending numerous public functions together with Mrs Regina IP or her deputy, Mr TONG.  They are always together, always arguing on the same side, on the same issue, powerfully, passionately but unfortunately not impartially, forgetting that this is supposed to be a consultation which means once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is publishe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s to listen, to explain or to clarify, but not to argue.

 

I do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start all over again.  But at the luncheon meeting with Mr Bill RAMMELL on Thursday, I asked a question of both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and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What if the Government were to change its mind and publish a White Bill, will you oppose?"  Mr James TIEN said, "Of course not."  I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of Mr TAM.  He said, "Yes, we will object."  "Why?" I asked him, "Will you object to the extent of opposing the Blue Bill when it finally comes?"  He refus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called upon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DAB) and the Government to clarify the situation.  Is it true that there is a deal struck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AB which now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o publish the White Bill?  I think the Government and the DAB owe it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explain the position.

 

李卓人議員

 

第一,面對社會矛盾激化,政府其實只有兩個選擇:鎮壓或疏導,用棍或紅蘿蔔。我希望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並非磨刀霍霍,準備採用高壓手段的前奏;我絕對不希望警察以此鎮壓。我希望政府選擇用紅蘿蔔,緩和社會矛盾,不要大殺四方,包括……不要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撤換負責就諮詢文件進行分析的官員,葉劉淑儀局長已經太情緒化、太上腦了。

 

葉國謙議員

 

民建聯支持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以保障國家的安全。任何以不同的藉口來拖延和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民建聯都不會同意的。3個月的諮詢期內,社會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反映了市民不少的擔憂,民建聯要求政府應予充分的重視,並透過有關的法案來釋除市民的疑慮。但是,對於那些“誇張失實、刻意誤導、肆意抹黑”的言論,特區政府的官員便應以鮮明的立場和態度,透過公開的場合進行反駁和澄清,以正視聽。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句話,是用以形容中國舊日一些朝代的暴政,但在本星期三的立法會會議廳內,卻出現了“只許官員認錯,不許官員辯白”的場面,而我在今天的會議廳內,更聽到一些議員對過去的殖民統治歌功頌德,對一些不滿大律師公會主席言論的市民大肆抨擊,難道在現今的香港社會還有些人是可以不接受批評的嗎?難道我們的梁大狀便不可以接受市民的批評?難道持不同觀點敢於表達的官員便要下台道歉?難道這便是民主公義?

 

民建聯期望葉太在廣納民意的基礎上,盡快向本會提交藍紙條例草案。

 

楊耀忠議員

 

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真正全面落實《基本法》,如果不立法,反而是破壞法治。現在怎能顛倒來說,指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破壞法治呢?

 

譚耀宗議員

 

剛才聽到李柱銘議員在發言中提及我,雖然他現時不在會議廳,他提到我對白紙條例草案的態度。其實,我在這方面的態度是一貫的,無須特別澄清。李議員現時回來了。不過,我也只剩約1分鐘的時間。從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的諮詢期一開始,我們已經認為沒有需要再用白紙條例草案進行諮詢。

 

反而,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用一些簡單淺白的語言文字,甚至是用一些漫畫、圖片來表達條例草案的內容,幫助大眾瞭解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因為,事實上很多市民難以花大量時間來瞭解條例草案的箇中內容。其實,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必須的,亦不能無限期拖延,因為《基本法》已訂明有關規定,香港人亦有義務和責任完成這項根據《基本法》立法的工作。據我們瞭解,白紙條例草案其實是讓大眾討論應否立法,但我們認為這方面不應行這一步。反而,在藍紙條例草案發表後,我們便要更小心地研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與此同時,我亦希望政府同樣能盡量協助市民大眾瞭解藍紙條例草案的內容。因為,正如我經常指出,一般人並不容易理解條例草案的內容,希望政府可以盡量介紹條例草案的內容,消除市民的憂慮。

 

 涂謹申議員

 

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立法看來好像有了新定位和進展,且讓我引述第55段,他說:“我們高度重視市民的意見和建議,會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也會在未來幾個星期就這些問題與有關市民作進一步的溝通。”

 

究竟在未來幾個星期,政府會“就這些問題與有關市民”進一步溝通甚麼呢?最近,在數個場合中,政府本來是可作解釋的,例如近日各個政策局與一些事務委員會舉行會議,保安局局長或律政司司長都在場,她們都可作出解釋的,此外,亦有很多記者會等場合是可以提出解釋的,但政府似乎沒說出未來究竟會與哪些有關市民作進一步溝通。

 

近數天,開始有些風聲了,有人說會換出局長,改由司長領軍作解釋,或加入一部分行政會議成員作解釋,也有一些報道說政府開始與一些專業團體甚至一些商會接觸,向他們提供一些詳細的條文,然後與他們進行討論。此外,甚至有個別的行政會議成員舉出以往的一些例子,說有些條文是與會計師有密切關係,所以政府便將草擬好的條文諮詢會計師公會,但一切要求他們保守秘密,因為有關法例仍在草擬階段。

 

所以,就政府在施政報告中提及會與有關市民作再進一步溝通,有人說,政府既然不發表白紙條例草案,可能便會找一些市民,用某種形式諮詢他們的意見。我在此先表明,我覺得這做法並不足夠,政府若不發表白紙條例草案,而只以閉門形式與一些市民、某些專業團體、商會或銀行等進行溝通,是絕對不能滿足大眾市民現時的要求的。

 

現時,無論贊成的、反對的,或基本上要求不要立法的也好,很多市民也希望政府發出白紙條例草案以便可看清楚條文,有市民持保留的意見,亦是希望先看清楚條文,這類人可能是有意見要發表的,有些商會或銀行界的看法也可能如此。對於反對立法的人來說,如果政府能發出白紙條例草案,讓所有人都可以提供這方面的意見,然後政府再就條文作具體諮詢,我猜想或許會有一線機會讓社會各界達致某些基本共識,從而減少分化,亦使社會的團結面得以擴大,即使到了最後仍然有人反對,仍然留有傷痕,也可能可把傷痕減少,原因何在?因為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第55段說:“我深信,在特區政府提出條例草案時,大家一定可以看到,市民所提出的很多意見將會得到政府的接納。”

 

如果這段文字所說的是真的話,便可見政府其實本身已經有一個立場,有些情況它是會接納的,這亦解釋了局長的態度;最近有很多人討論局長的態度,我跟同事說,我相信局長是真誠相信某些團體是願意討價還價的。雖然,我相信那些團體是不會討價還價的,例如提出具體意見的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其他組織,甚至民主黨,但我真誠相信局長真誠相信和覺得他們會討價還價,可能她心媊控o政府可以有give and take,是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不會硬來要求把全部條文通過的,但問題是,如果能發出白紙條例草案,能在這時間凝聚最大的社會共識,便可以令市民安心。

 

大家請記荂A受影響的已經不止香港,我們在今早的會議上曾說過,上幾天我去過紐約,何俊仁議員在聖誕節假期到過溫哥華,遇到很多海外僑胞和香港人,他們聽到今次的立法可能有域外效力,會對其在外地 ─ 一個自由的國度 ─ 所做的行為作出追究,有些條文甚至永遠有效,沒有檢控時限的,於是便大感憂慮。

 

今天早上,我們在會上討論到雙村長制,連何志平局長也趁荋N賭波進行的諮詢研究,順道就雙村長制進行諮詢,這是好事。買一張機票如果可進行多種目的,多做一點,也是好事,所以,到海外時,亦可順便收集例如倫敦的僑胞、香港原居民等對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意見。當時我們還說,很多外國地方也有海外香港人,他們的意見如何呢?莫非雙村長制的影響,還大於或重要過一項可判終身監禁的叛國罪名?

 

另一方面,我希望政府官員要注意本身的態度,尤其是不要互相感染。今天早上,局長沒有來,湯常任秘書長認為對村民來說,雙村長制較叛國罪為重要,因為雙村長制會影響他們選舉村長,但他們很少會犯叛國罪。當我提出,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會影響的人數很多,性質很嚴重,甚至涉及刑事罪行時,他表示他的海外同事也有向他諮詢,還建議向他們提供一些數字,這樣便變成互相感染了。現時的情況令人覺得整個政府受到中央政府的壓力,甚至已就立法時間表達成共識,這樣做真是很難令市民相信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所言,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時,是會以充分開放、開明的態度,完全公開的立法程序來完成這件工作。

 

此外,我也覺得奇怪,為何董先生會說要用完全公開的立法程序,莫非政府曾考慮用半公開的立法程序或不公開的立法程序來完成第二十三條的立法?這是沒可能的,立法一定要公開。所以,說到完全公開,我真的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但這不重要,因為政府官員可以解釋一下甚麼叫完全公開,不過,我覺得這一定是公開的了。然而,大家要記荂A我們是不會有白紙條例草案的,但政府曾說會諮詢有關市民或某些市民,或專業團體、銀行界、商界等的意見,這些諮詢過程則可能不是完全公開,因為在草擬條例時會作如此諮詢,又可能會在諮詢文件完結時特別諮詢某些人的意見。當大多數市民要求政府用條文來諮詢他們時,政府只表示會諮詢某些人的意見,這便難免會令市民覺得政府辦這件事可能不是完全公開的了。因此,我只能希望政府真的會展示一種開明、開放的態度。

 

最近,我參加了數個會議,令我感受到有一項難題,當局長不在場時,常任秘書長及律政司的人員往往會在場,有時候,我們會問及某一個範圍,律政司的人員便會變得很難做,因為這變相要他們代政策局解釋一些政策,遇上這些情況時,大家都不知怎好,我很同情律政司的人員,正如吳靄儀議員所說是,如果政策局沒有設定一個清楚的立場,而要求律政司的同事代為解釋,試圖代為放寬收窄,加一些例外,甚至說服市民、要求他們放心,其實這樣教他們怎樣做才好,如果不能給他們一個政策範圍,便要求他們加闊收緊,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以往也有例子是律政人員參與解釋政策的,我記得當我們修訂廉署的條例時,區義國先生更是幹得出色,但當時的律政署是受命兼做政策部門,在此情況下,區義國先生當時便可兼就政策方面加以思考,當然他還可能要參考行政署當時給他的意見,但今次的情況不同,今次政策局的政策涉及許多條文細則,尤其在今早的會議上,我們還提到叛國罪等,因此,我覺得這樣的制度更令律政司的人員被牽涉到一些因政策而產生的難題內。正如剛才李柱銘議員所言,律政司司長本身擔任的是一個悍壑螂q、悍尷k治的角色,其部門的同事也是負責這種角色,但當他們要提供意見時,便變成經常要被牽涉入政策之中,要試圖協助政府就政策思考,甚至在無任何輔助的條件下,試就政策作出提議、修改,以至解釋,這是很令人沮喪的,而議員希望就政策或條文詳細問個究竟時,卻又往往得不到答案。

 

我真的希望政府此際能臨崖勒馬,然後正如李柱銘議員所說般,重新開始、重新上路,讓整個社會在可能上凝聚最大的共識,減少一些傷痕,盡最大的努力,讓我們在無須爭拗的情況下,攜手應付我們要面對的很多挑戰,一起上路。

 

 

MR JASPER TSANG:

 

Madam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said in his speech that the public now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White Bill and a Blue Bill.  I waited to hear Mr LEE defining the difference.  He said, of cours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not in the colour.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 White Bill means a genuine and meaningful consultation, whereas a Blue Bill means a sham consultation.

 

This is, of course, not an objective defini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White Bill and a Blue Bill.  All our colleagues in this Chamber know that there must be consultation exercises, including public hearings, when a Blue Bill as controversial as one on the legislation regarding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 comes to this Council.  There will be consultations.  There will be public consultation with the White Bill, and there will be public consultation with the Blue Bill, too.  But the consultation will be on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With a White Bill,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should legislate or not.  And with a Blue Bill, it is how we legislate.

 

Mr LEE's colleagues made clear, right from the start, that their Party was against legislation.  They were fundamentally against legislating on Article 23.  Later, they adjusted their position and said that they oppose to legislation now.  They want to put it off to an indefinite point of time.  This is where the position of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DAB) departs from tha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e believe that we should legislate and this is the right time to go on with the legislation.  That is why we do not agree that there must be a White Bill. 

 

There is no deal, no secret deal, between the DAB and the Government.  Mr LEE implied that the DAB had threatened that if the Government did not issue a White Bill, we were not going to support the legislation.  This is, of course, absurd.  Whether a White Bill is to be published is up to the Government to decide.  Does the Honourable Member think that with our strong support, our firm support for the legislation of Article 23, we will oppose it simpl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nsists that a White Bill should be published?  There is no deal.  We do not believe that a White Bill is necessary.  We believe that we should go on to legislation, and we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adequate public consultation dur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to ensure that whatever comes out from this Council, the legislation on Article 23 will be up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human rights and will be accept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司徒華議員

 

剛才梁富華議員還提及希望葉劉淑儀局長堅持下去,以作為其他部長的榜樣。我也希望他也堅持下去,繼續做無牌醫生,成為民主建港聯盟的議員和香港工會聯合會的議員的榜樣。在那一次辯論中,他罵陳日君主教是患了痴呆病,是病態聖徒。跟茖漱恁A有記者問他會不會收回這句說話,他說不會,他表示已忍了陳主教兩個多月了。我算一算,為甚麼忍了這麼久呢?他忍耐的能力也相當大。其實,他忍了這麼久,便應該去洗手間,而不要來我們的立法會亂說話。後來,他也改變了態度,表示願意收回那句說話。有一篇文章,是刊登在這個月的《信報》月刊內的,是由一個叫做廖美香的記者訪問一位北京某著名大學的教授,但這個教授不願意透露他的姓名。這位教授資歷很深,桃李滿天下,很多學生是在中國政府媔i行法律擬定工作和重要部門的官員。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滑稽情境”。以一個國內的教授,也覺得現在的諮詢文件埵釩雃h很滑稽的事情。他提到假如馬英九經過香港,是會被捕的。假如大家乘坐國泰航空公司的飛機,在飛機上看過某一本書,由於國泰航空公司是屬於香港的公司,也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此也可能犯了某些罪行。

 

在訪問中,有很多是關於法律上的問題,他指中國現時的法律也沒有這樣嚴苛;有些人可能沒有耐性看這些法律問題,但如果看一看其中的滑稽情境,是很可笑的。以一個國內的教授,也對這份諮詢文件提出這樣尖銳的批評,指出了很多其中不合理而引致滑稽情況發生的地方,顯示不單止是香港市民,也不單止是從香港移民到外地的香港人,甚至一個內地教授也有這樣的意見,這樣,他的意見是否值得我們考慮一下呢?

 

其實,假如不是內埵陪鴞],發出一份白紙條例草案,會消除社會上很多不滿的意見和情緒,何樂而不為呢?

 

我不知道當中的內情是甚麼,其實,這樣做所費無幾,便已經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使整個氣氛緩和下來,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不這樣做。

  

律政司司長

 

有人亦從法治或人權的角度,批評政府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的建議。這些批評主要針對建議的內容和實施第二十三條的程序。首先,我不同意政府是草草地草擬法律的,特別是關於其他國家的有關條例的研究,其實我們已做了很久的準備工作。

 

就有關的建議的內容來說,我想重申,我在20021212日議案辯論第二十三條時作出的保證。新法例既不會也不能減少香港市民按照《基本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政府同意在落實第二十三條時,政府有憲制上的責任,必須遵守《基本法》內所保障人權的其他條文。例如《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和第三十九條。

 

對於諮詢文件內所載的建議,律政司認為符合上述的人權規定,而這個意見也得到著名人權專家御用大律師彭力克先生(Mr David PANNICK, QC)的認同。彭力克先生信納建議的內容是符合人權法律,並認為在法律原則上,建議並無不恰當之處。

 

此外,政府必須確保所制定的法例不抵觸本港須承擔的人權責任。按照《基本法》第十一條,立法會制定的任何法例都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如果香港的法院裁定就第二十三條制定的法例有任何條文抵觸《基本法》訂明的人權保障,該條文便會無效。由此可見,我們現時已有足夠的保障 ─ 足夠憲制上的保障,防止政府施行不恰當的法例。

 

至於程序方面,有人提出兩點,就是應否發表白紙條例草案,以及是否適宜由保安局為此事承擔政策上的責任。在我看來,兩者都不涉及法治。指政府處理此事的方式有損法治的說法,是不合理的。

 

楊森議員就致謝議案提出的修正案,特別提及發表白紙條例草案或藍紙條例草案一事,這問題將會由保安局局長詳細解答。決定採取甚麼程序,讓公眾可參與這項立法工作,完全是政策問題,與法律無關。不過,我絕對支持政府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會否發表白紙條例草案,我們都會繼續諮詢公眾,聽取各方面專家的意見,力求法例的草擬和通過能夠做到最好。

 

關於保安局對此事的職責,有人提出了兩個論點,而我對這兩個論點都不敢苟同。

 

第一個論點是,吳靄儀議員與李柱銘議員指控律政司淪為政策局的工具。我剛才說過,律政司如何確保政府引入的法律,以及它所作出的措施,必須符合法治精神,而絕不是如兩位議員所說,是那麼被動的。李柱銘議員有兩個錯誤,第一,除了獨立檢控權及某些權力之外,律政司仍然是政府一部分,而非獨立於政府。不過,我跟李議員一樣,我們的法律專業對我們人格有這樣的要求,我們要向政府提供獨立公正的意見,律政司司長要為他提出的法律意見問責,要為維護法治問責。

 

第二,我和我的同事,特別是區義國先生,不遺餘力地向公眾介紹諮詢文件,因為我和他們都確信現行的建議是履行《基本法》、保護國家安全,以及保障人權取得良好的平衡。

 

在回歸前,以《1996年刑事罪行(修訂)(2)條例草案》為例,該條例草案當年是由保安司提交前立法局審議的,並非由律政司負責。該條例草案處理叛逆、煽動、分裂國家、顛覆的問題,這4個問題是第二十三條所涵蓋的重點。此外,《1996年官方機密條例草案》,同樣是由當時的保安司提交前立法局審議的。該條例草案所處理的國家機密問題,亦是第二十三條所涵蓋的範圍。有關治安的問題或人權的法例,並不屬於前律政司的政策職責。舉例來說,《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草案》是由當時的憲制事務司負責的。區義國先生跟我說,涂謹申議員剛才所說修訂的廉政條例,當時律政司並非政策局。

 

第二個論點是,這項落實第二十三條的工作應交由法律改革委員會處理。不過,任何基本上涉及政策而非法律問題的事,一般認為不宜由該委員會負責。第二十三條涉及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等重要而敏感的問題。須予禁制的作為涉及政策問題,只有訂明有關的政策才可予以處理。若法律改革委員會試圖接手處理這類工作,可能有損其中立和獨立自主的地位。為落實第二十三條而立法,是憲法上的責任,它的範圍,亦已由《基本法》所規限。

 

據知,英國及加拿大的法律改革機構也有研究危害國家的罪行。不過,他們的研究沒有帶來改革措施,這或可反映出,他們並非最適宜在有關範疇推行改革的機構。

 

最後,我要重申,香港會繼續堅定遵行法治和保障人權的措施。某些議員與政府在居留權問題、提出檢控的決定及第二十三條的實施有不同看法,然而,這不等於說我們和他們的意見不同,便是我們損害法治,又或是香港沒有法治,這些問題上的措施,都不會危及香港法律制度的基石。相反,這些基石會確保政府得以有效管治香港。香港的獨特性得以維持。

 

保安局局長

 

最後,就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這個課題,我希望提出幾個重點。

 

相信各位議員都不能否定,特區在憲制上有責任履行第二十三條的條文。保護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國民應有的責任。《基本法》規定特區應自行立法,絕不能視為特區可自行無限期拖延立法。

 

《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各方面的自由權利和現有的生活方式。這些自由權利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政府確保香港居民繼續享有這些權利,是責無旁貸的。同樣道理,基於第二十三條的規定,特區應自行立法,保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統一和安全。為這些目標立法,同樣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為貫徹“一國兩制”的原則,保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法律及社會等制度不變,《基本法》規定,即使是在保護國家安全這樣重要的範疇,仍然是由特區按照普通法的原則自行立法,而非由中央頒布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執行。立法工作除了是實踐憲制責任外,亦體現“一國兩制”的原則。

 

至於藍紙、白紙條例草案方面的議論,我們不能認同一些意見指政府有憲制慣例就重大立法建議發表白紙條例草案。

 

政府從來沒有成文慣例就重大立法建議發表白紙條例草案,例如1996年的《官方機密條例草案》及《刑事(修訂)條例草案》,這兩條涉及第二十三條的條例草案,也沒有白紙條例草案。其他的重要法案,例如《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草案》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亦是透過藍紙條例草案進行立法程序的。

 

事實上,“白紙條例草案”本身是甚少採用的諮詢形式,在1986年至2001年,採用白紙條例草案進行諮詢的只有18次,而同期通過的條例,有1 400條。大部分採用白紙條例草案的條例,並沒有經過諮詢文件的階段。因此,事實證明,不採用諮詢文件、白紙條例草案、藍紙條例草案三輪諮詢,並非繞過正常程序。

 

正如胡經昌議員剛才指出,藍紙條例草案在提交立法會後,在條例草案審議階段亦可以進行大幅度的修改,所以完全不存在以藍紙條例草案處理第二十三條,就是不讓市民有機會繼續討論和提出修改。

 

在過去3個月的諮詢期內,市民已就政府在9月提出落實第二十三條的建議熱烈發表意見,政府收到超過9萬份意見書,其中包括有個人、團體、本地人士或海外市民提出的意見。這次就落實第二十三條進行的公眾諮詢,實屬回歸以來最大規模、最透徹,以及最深入民間的諮詢之一,我認為政府經已能夠透過這次諮詢,充分掌握市民對落實第二十三條的憂慮。目前,我們正全速整理及分析收集到的意見,務求在本月底,可以向廣大市民作一個全面的交代,並且以收集到的意見為基礎,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成員提出對政府在9月提出建議的一些修改,希望可以作進一步的改善,務求達至在2月中向廣大市民公布條例草案。屆時,條例草案的全部細節將會全部放在市民眼前。屆時,我深信廣大的市民經過客觀及冷靜的考慮及研究後,瞭解政府作出修訂的建議、改善建議後,便會明白政府的確是抱萬二分的誠意落實第二十三條,一方面早日履行特區對落實第二十三條的責任,另一方面亦可確保香港現有的生活方式,以及人權自由是獲得保障的。

 

政務司司長

 

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在保護國家這項具爭議性的議題上,社會各界已熱烈地表達意見。在藍紙、白紙條例草案的爭論上,保安局局長剛才已經表明了政府的立場。我深信保安局和律政司在考慮各界提出的建議後,必定可以令有關草擬的法律條文更完善。特區政府會確保在全面實施第二十三條的憲制要求的同時,有效和明確地保障人權和自由,並符合香港社會的需要和實際情況。